夜深沉。
炉中的火已经乏力,将残的煤显出了通体透明的红,映得沙锅也变得温馨可爱,使溢满空间的苦涩花香平添了几许暖暖的人情。
纸窗外,雨声浙沥,晚秋的寒意趁着夜色悄然袭来,直抵人的胸臆。我往炉里夹了一块煤,斜倚在窗前西炕上的舜铨轻轻地咳了几声,那咳带着明显的克制与压抑,听了让人揪心。我问他要不要喝水,他说不。我走过去为他盖被,他问我那篇《景福阁的月》写得怎么样了。我说已写好,交给《中华散文》编辑部了。他说颐和园的景福阁早先叫昙华阁,光绪年间重建才改成现在这个样子,为赏月听雨之地,名之所来,取自(诗经)“寿考维祺,以介景福”一句,景福者,大福也。舜铨说,书还是要多读的,要博学详视,遍采广询,不可单纯钻文学,做单一的作家难免失之于浮,要做学者,这样才能除去迷惘与迂腐,增添笃实与深思,成为通博的大儒,那文学之业自然是水到渠成了。我笑了,说,七哥设定的目标,不说今生。怕是来生我也达不到了。他说,不难,铢积寸累,受之以虚,得之以勤,没有不可达之境……未说完,又咳嗽,脸憋得发青。我轻轻为他捶背,透过薄绒衣,触及他的肋骨,骨的尖利引起我一阵心酸——
如此人物,不知当今世间尚存几人?
舜铨的病已被诊断为肺癌晚期,医生说,再拖也拖不过一个月……消耗性的疾病把他弄得很苦,也把大家搞得很累,不分日夜地照看护理,东西南北地奔走找药。谁也都不忍放弃这最终的努力,谁都明白已经无力回天。我由大西北匆匆赶到北京,说是照料病人,实则是来送终,为手足中惟一尚存的七兄送终,尽管为同父异母之兄妹,也是骨肉相关,血脉相连,内心凄苦自是难言。舜铨一去,家庭中舜字辈将仅存我一人,再无人督我攻读经史,一切当好自为之……
十几平方米的小屋堆满了杂物,这些物件自老五的儿子金瑞搬出小屋后再无人动过,尘网蛛封,破旧不堪,难寻出一丝亮色。三合土的地面,砖砌的土炕,在现代化城市的北京已属凤毛麟角,而在东城,这座古旧废园的一隅,却奇迹般地存在着。
这座我家高祖所盖的小屋,原来是为府中辟邪而用,却不想住了几代十几口人。辛亥革命后,小屋曾经一度空落,改做堆房,不用之物一并塞入。后来姨祖母自戕屋中,老二舜镈吊颈于屋外,便更无人涉足。日久天长,窗残纸破,门户歪斜,鼠亦来,虫亦来,谲诡幻怪,飞鸟惊蛇,实在让人有讳莫如深之感。以后又有舅姨太太和母亲等人轮番居住其中,方使小屋才有今日之景象。近日为城建所计,又拆迁在即,动员搬家,让搬入朝阳门外金台路小区四室两厅“三气”齐备的现代化公寓,说是那边有铝合金窗,全封闭阳台。青青的舅舅们说,新屋较这四面透风的危旧花厅和小土屋一下进步百年,搬家对金家人来说实在是一步跨入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大好事。
在七嫂丽英与侄女青青的热切企盼中,舜铨却说出要老死旧宅,死活不搬的话来。舜铨的脾气无人拗得过,搬迁计划暂时搁浅,因为谁都知道他将不久于人世。丽英的两个兄弟早已看中花厅的楠木雕花隔扇,并已与某涉外工艺商店谈妥,以不低的价格售出。正是为拆隔扇,将病中的舜铨移居西北角小屋,以便静养。房将不存,要隔扇何用?虽然是祖宗留下的东西,但祖宗所留数不胜数,至今所存又有几何?何苦为隔扇伤神?
扶舜铨重新躺好,我将火上的药锅端下,把药汤滗了,倒在碗里晾着。棕色的药汁在昏暗的灯下显得分外浓酽,我心头不禁冒出“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的诗句。白乐天以酒待客,我以药侍兄,情景毫无关联,气氛也迥然相异;彼时天将欲雪,此时苦雨绵绵;彼时朋友相聚,此时骨肉将离。伤感之情随着淅沥的雨声愈积愈难耐……只是让人想哭。
拆卸隔扇的声响由花厅传来,呼呼斧凿,如敲击在心。我看舜铨,那张脸虽憔悴,却是出奇地静。从那平静中,我悄悄地感觉到了沉重,感觉到了秋的肃杀与生的苦累。
为了便于住人,舜铨身后的窗纸被重新糊过,细腻的纸张散发出樟木箱子的味道,凭气味我断定,这是家中那批保存多年的宫中御用宣纸。这批纸因无字,“文革”中才幸免于难。虽经年历月,除颜色微微有些泛黄外,质量依然柔韧无比。听舜铨说过。因为是御用宣纸,制造便更为讲究,从选料到洗料、切料、打浆、抄纸、烤贴,前后经数百道工序,制成需一年时间。这批宣纸采用的是天然日光漂白,不用强酸强碱,所以纤维损伤少,强度极高,作为“旧纸”存放,涸墨性能更佳,用来泼墨作画,层次丰富,皴、擦、烘、染都能显出理想效果。
父亲和舜铨都是书画界名人,对这些纸甚为珍视,之所以没有动用,据说与宣统三年宫中纸案有关。传闻当时皇太后隆裕的总管太监张兰德,伙同颜料库太监,私自将八万五千张上好御用宣纸偷偷调包,拿出宫去换钱。为此隆裕大为恼火,传散差,给张兰德一顿好打,并下令严查此案,一时宫内宫外人心惶惶。这些纸是否与此事有瓜葛,难以讲清,为避嫌疑,遂予封存,并且一封就是若干春秋。
不想昔日存留之纸,今日却被舜铨之妻丽英派上了用场——糊窗户。本是传自大内,该大展风采的精品却抹上稀面糊,粘贴在窗棂之上,做遮风挡雨之用。纸命如斯,令人感叹。
为照顾方便,我在小屋内另支一折叠钢丝小床,与炕沿成直角放置,二者之间隔一旧式太师椅。直背的椅子很硬,坐上去并不舒服,且一条腿已经折断,随时有塌散之势。我坐在椅子上调整了一下姿势,椅子立即吱吱作响,发出脆裂的呻吟。舜铨说到那边拿个垫子吧,我说不用。我说记得这把椅子是有过棉垫子的,还罩着蓝布罩儿。舜铨说我没记错,不过那罩儿不是蓝布的,夏秋为棉龙缎,冬春为黑狼皮,内中所实亦非棉。而是南海鹤绒。我问南海鹤绒是什么,他说大概就是鹅绒吧,又说祖母就是坐在这把椅子上逝去的。祖母无疾坐逝的事我知道,已被人们颂为传奇多次讲述,但我一直搞不清楚祖母是带着怎样的心情和情绪,毫不拖泥带水地离开这个世界的。这位出身显贵、性格刚愎的蒙古族祖母,做事向来果断清晰,自尊自信中透着暴戾与威棱,所以连她的死也这般干脆利落,与众不同。
1915年12月21日,袁世凯称帝的第九日,祖母坐在这把椅子上抽水烟,看照片。照片是她的两个儿子由日本寄来的。祖母有四子,我的父亲排行第四,届时正与他的三哥在日本求学。三伯父在早稻田大学攻读法律。我父亲在庆应义塾大学学经济,都是名牌大学名牌专业,这也是祖母高瞻远瞩的有意安排。自1902年至今天,近百年间,日本这两所大学每年都有一场轰动东京的足球赛,谓之“早庆”之战,比赛时双方兴师动众,校舍皆空,举校助威。金家的三爷、四爷为各自球队出力,虽是亲兄弟亦水火不相容,一有结果,立即将战况报知北京的母亲,博老太太一乐。
每有照片到来,祖母都仔细观看,在那站成一排的人群里寻找儿子。照片中,儿子头顶的辫子已不见踪影,儒雅万分的长袍马褂也换作了陌生的球衣,脚上穿着白鞋,长筒花袜子扯得老高,最使她不解的是人人都穿着短裤。精胳膊露腿儿的还扯着一面小得不能再小的三角旗子。那旗子看质地比大清的龙旗差远了,那么多人却还为它去争,足见是件很新派儿的事情。
老祖母对一切新派儿的事情都感兴趣,但她对袁世凯的“立宪政体”、“新官制”、“巡警部”等一律持反对态度。清朝被推翻,袁世凯复又称帝。老祖母对他更是深恶痛绝,到了恨之入骨的程度。
12月21日这天。灶上做饭的厨子向祖母讨询明日冬至的饭食内容,祖母说,这还用问吗?历年都是一样的,白肉、青韭羊肉煮饽饽、鸭汤白菜火锅。祖母说,明天是冬至,以往宫中是要大祭的,有皇上时,赶下晚儿坤宁宫的煮白肉就分下来了,现在大清帝国虽变中华帝国了,白肉咱们还是要吃的。祖母说的白肉,是宫中每年祭典所用之物。祭祀时皇帝站在坤宁宫中央,太监们抬进活猪,将白酒灌进猪耳,猪便摇头晃脑,这样表示祖宗神灵已经“领牲”,然后将活猪放下锅去,煮熟,这便是宫中的白肉了。煮熟的白肉被切成块,分送亲族权贵,以纪念祖先艰苦征战的生活。故宫坤宁宫煮肉的大锅至今尚在,每为参观者不解,觉得皇宫正殿安大锅有点儿不伦不类,若说它是祭祀所用,便一切了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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