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认识百无聊赖这个人是很多年以前的事了，当时他已经不像早些时候那样风光。不过是一个三十岁的平凡男子，微秃，不常开心，人们提起他或是介绍他的时候通常只说“这是国内第一个完全试管婴儿赖伯劳。”“噢！长这么大啦？”这是我——也许还有许多人——的第一个反应，我们终于看见一个存活三十年的试管婴儿。
如果我的写作事业不是这么忙碌，以致经常让我把故事里的角色和身边的人物搞混的话，也许我能更正确地说出百无聊赖这个家伙今年几岁，或者我们认识的这些岁月里有多少深刻交往的经验。所以一想到他，我只好从记忆中最清晰的数字——“30”——说起。
那个“30”是用一种老式的弯曲霓虹灯管制成的，发出刺眼的粉红色光芒。它悬在省立联合科技中心的大厅中央，四周围绕着一圈食物，桌布是猩红色的，和“30”调合成非常古典的节庆气氛。桌外则围绕着一圈吃东西的人，大部分是中心的研究委员、研究员、研究助理和研究助手。人群里也夹杂着一些没有什么重要新闻可跑，而肚子恰好饿了的传播媒体的记者——当然，不包括那些机关报之类的小单位所布置的采访机器人。我之所以会在场，好像是交一篇稿子或者借提资料之类的事。结果我成为吃客之一，代价是鼓掌两三次，表示对百无聊赖生命成长的祝福。我约的那个人替我介绍了这位寿星，百无聊赖略显兴奋地握着我的手说：“久仰了，张先生，我一直是您的忠实读者。”
他一直是我的忠实读者？当时我就想：他妈的试管好像真搞不出什么新鲜玩意儿。百无聊赖竟然向我要一本“亲笔签名的书”，并且带些羞怯地放肆要求：“是不是可以请张先生写‘把它送给我的朋友——百无聊赖’，那就是我，赖伯劳。”
他首次约我吃饭的那一天我正好拉肚子，原因是那些年我一直持续着接受类似的饭局邀请，顺便送书给做东道的仰慕者，经常闹消化不良。最主要的原因是我必须一面吃高蛋白食物，一面向仰慕者解释我为什么要在某部作品里塑造某个角色，或者某个角色为什么要演出某种情节，或者某种情节为什么会变成一部作品。
不过那次的饭局很不一样。我原本强打精神，准备迎接各式各样来自一根试管的难题，以“文学家可以应付任何语言困境”的自信走进那个自助餐厅后，把“签名的书”——一部张大春杰作精选卡匣——交给百无聊赖，他居然只说了这样的话：“真是谢谢。张先生——您可能不知道，我实在是不习惯一个人吃饭。”
结果我轻轻松松地吃了一客丁骨牛排——噢，也许不是，《丁骨牛排》是我最新的一部小说的名字，写的是一个屠夫如何成为素食主义者的故事。吃什么其实不重要，倒是从那顿饭开始，我发现百无聊赖可以从一个“忠实的读者”变成一个“轻松的朋友”以及“有趣的题材”。他喜欢我的作品，可是从不讨论我的作品，到今天为止，他从来没告诉过我：为什么喜欢我的作品。而我喜欢他的原因也是个秘密——他值得我去写。
我实在记不清那天吃午饭时的重要话题是什么了。他很客气，甚至客套，一种让人在最初还以为是虚伪的谦和态度。他吃得不多，大部分的时候在玩弄餐具，同时谈他生活里一些非常琐碎的经验、感觉，并且一定加上一句脚注：“这真是微不足道、不值得一提的东西。”可是他不停地把那些鸡毛蒜皮塞进我的丁骨牛排（？）里。直觉告诉我：他之所以如此，是长期以来在省立联合科技中心任职所培养出来的习惯。作家往往相信这些；比方说一个人的职业会影响他的语言，决定他的声调。我的作家朋友们大都不愿意承认这一点，不过我坚决地相信。他们之所以如此，又不肯承认，其实也是职业使然，写作使人的语言具有更强烈的歧义性和虚构性。好了，我扯远了。百无聊赖在后来几次和我见面的谈话中经常提到他的职业，也印证了我的直觉。
“我的职业其实很无聊，不值一提的。”百无聊赖说，“中心不停地让我换工作，就好像大多数正常的现代人一样。通常都是在某个大机构里干资料分析员。唉！其实也谈不上分析啦，真的谈不上。大概和别的正常人不一样的地方只是我必须定期和不定期地向中心各学科做一些口头报告，就像古人写日记那样的老习惯一样，说真的，微不足道。”
但是，作为一个像我这样自以为满有深度的作家，总对这种人生的经验感觉好奇。每次我们见面，无论是去喝点酒、吃个饭、一同看有线电视台节目，或者到他最喜欢去的“自我演出舞台”——从前人们管这种舞台叫卡拉OK或伴唱什么的——这些约会，我常会情不自禁地把百无聊赖当成一个小说里的角色去揣想、去了解。至少我还记得，在最初的几年里，我一直想把他这个人写成一种特定制度下最动人的牺牲。想想看：省立联合科技中心把一个三十多岁的试管婴儿塑造成多么可怜的动物？他必须每周接受一次彻底的速成全身健康检查。至少这个为时七分钟的检查可以让历史学家知道“赖伯劳”受孕时代的落后科技提供了多少文化遗传学上的演进课题；也可以让社会学家了解“赖伯劳”虽然是传统科技时代的产物，却可以和正常的现代人一样自我调适成最恰当的角色，至于生物学家的“赖伯劳”、人类学家的“赖伯劳”、病理学家的“赖伯劳”、宗教学家的“赖伯劳”、灵异学家的“赖伯劳”、经济学家的“赖伯劳”等等，都各有一套可信度相当高的观察理论。对于文学家来说，我的“赖伯劳”又是多么的悲剧性啊！我丝毫无须戒备地切入百无聊赖的心灵深处，洞悉他和这个时代的矛盾。
当然，我必须骄傲地说：文学家比其他的学者专家更可贵的是，我们——最重要的是我——不像其他人那样现实。当尔后许许多多试管婴儿陆续出现之后，我仍然愿意以一种恋旧怀古的情意陪百无聊赖去“自我演出舞台”逗留几个小时，听他唱古老的歌曲，以示友谊。他唱了不少古老的歌曲，其中最乏味的就是那两首《只要我长大》和《想起小时候》。我还记得有一年的耶诞夜，在永琦百货公司顶楼的一家“自我演出舞台”上，他把这两首歌至少唱了二十遍。他先唱《只要我长大》，接着唱《想起小时候》，然后互换旋律，又唱了一遍，这还不算什么，百无聊赖更能随意颠倒两首歌词的每一句，甚至每个字，最后他竟然倒着唱。谁都知道，岁尾年头唱《耶诞老人进城来了》、《平安夜》、《耶诞钟声》之类的玩意儿可以来个千儿百遍的，没有人会在意或厌烦，反正音乐打从耳边溜过，倍增佳节的愉悦而已。可是百无聊赖那样简直有点恶搞，我至少听到一打以上的客人在起身离座、整理围巾，用力靠上椅子的时候说：“这个科学怪人完蛋了。”
“我真的完蛋了。”他精疲力竭地撑持着笑容，脑门上罩着的角锥帽使整张汗水淋漓的圆脸看来好像一团就要融化的冰淇淋，“中心又要给我换工作了。他们认为我比较适合到南门市场干出纳员，那边又正好有一个缺。”
“为什么‘他们’认为你比较适合？”我立刻追问，我猜想答案一定很有趣；不管答案怎么样，作家总可以在他预设的悲剧角色身上敏锐地嗅出一点点悲剧气息来的。不是吗？瞧他那快要融化的脸。
“好像，好像，”他扶了扶角锥帽，“他们算过了我的年龄、心跳、血压、智商、体液浓度和恒温比，呃，还有一些什么意志力、决断力、自制力、情绪力、性能力、杂七杂八的性格积数，好像是说我最近这一段期间的积数和南门市场的容需质数最吻合——噢，对了，有位灵异学教授还算出了南门市场地理环境里的气数，据说和我的气数不谋而合。”
我想当时我一定“喔”了一声，并且沉思良久。因为满巧的是：那年年尾我写了一本神秘小说，谈的是风水勘舆一类还算严肃的东西，以致将气数奉为一本正经。如果百无聊赖的一切都真能在灵异学领域里找到合情合理的依据，对我来说却是件不无遗憾的事——气数这种深刻严谨的学问无疑会削弱百无聊赖这个角色的悲剧性的。
不过我及时找到了他先前话语中的漏洞：“你刚才为什么说你‘真的完蛋了’呢？”“我对工作不挑剔的。”百无聊赖把角锥帽压紧了些，“只是出纳员太轻松了，每天八班制，一人只能轮三小时，那剩下来的二十一个小时该怎么过呢？”
说起来百无聊赖过得还真不错。出纳员的待遇相当优厚（据说是因为高薪足以防止贪污这种已逐渐绝迹的古老罪行复苏），工作在稳定中有变化。百无聊赖和另外七个互相轮值的机器人同事可以随时调整早晚班次，所以经常面对不同时间出入市场的人们。早九晚五的公务员总在晚饭前买汽化卫生纸回家；晚九早五的公共关系服务员则在吃过早饭后买汽化卫生纸回家——百无聊赖还跟其中一个“关系”了一阵子，对方的“服务”应该算不错的，不会像她们古代的同业那样，一面打毛线、看杂志，一面催人“快一点”。可是后来出了纰漏，据市场当局调查说：百无聊赖原本要偷一瓶资本堂保肤液给她当礼物，结果错拿了同厂牌同价格的生发水，害对方长出满脸的毛发，摧毁了她担任公关人员的美好天赋，最后百无聊赖被控以渎职、侵占、过失伤人，以及妨害（她的）公务等诸多不大不小的违法款项，罚薪停职事小，还给关了进去。
他坐牢的那段日子经常写信给我，错字连篇，修辞草率，没什么文化。我没有回信的原因一方面是太忙，一方面着实也害怕和他联络，万一张扬出去，在风头上恐怕有损我辛苦多年所建立起来的文名。不过，根据他的来信，我倒是发表了一个中篇历史小说，叙述一名死刑犯在临刑前的忏悔，以及被一位善良的女性社会工作者感化的过程，笔触温馨，情节感人，曾经荣获该年的金墨水瓶大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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