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前，戴城是个很无聊的地方，尤其是对技校生而言，去哪儿都是一样，几个游戏房，几个录像室，几个舞厅，如此而已。我所能做的就是在游戏房消磨时光，或者到录像室里看香港烂片，有时运气好也会遇到播放生殖健康的科教片，看到显微镜之下的精子卵子，跟动物世界差不多。假如我再胆大一点，就可以跟着大飞去黑擦擦的舞厅里跳Bo，可惜那地方全是阿姨，没什么意思，至少在我十八岁那年，我还是喜欢和同龄的女孩儿在一起，这也算是我的个人口味吧。我直到二十岁以后才喜欢姐姐型的女孩儿，她们比较懂事，也比我有钱，这些都是题外话了。
戴城很小，马路都很窄，但是人口挺多的。上班的时候，成百上千的人就被堵在路上，假如这时刚好开过一辆大粪车，那就惨了，人和屎都寸步难行，离粪车近的人经常被熏得昏过去。就在这种街道上，我见识过戴城流氓的群殴场面，两伙人拿着棍棒在巷子里打，堵得严严实实的，棍子还没抡起来，两旁住户的玻璃窗全都碎了。后面不知情的群众还在问：“怎么啦怎么啦？又抢购什么东西啊？”小流氓回身大吼一声：“打架！”群众更起劲了，堵在巷子两头看热闹，几百辆自行车停在那里。流氓打完架想撤退，那就得找个交警先疏通一下道路。
在这种小城市里，所谓的流氓，说白了就是些混混，很难混出什么名堂。犯毒绑架抢银行这些事情根本轮不到他们来做，他们主要的工作是给各种舞厅、录象室、游戏房看场子，工资微薄，难以为继。即便如此，还要竞争上岗。有些流氓平时在包子铺里兼职，大清早起来擀面粉，中午脱掉围裙，换上军裤去看场子，晚上——晚上的流氓是不干活的，否则就成劳模了。另一些流氓，连包子铺都不敢要他们，他们就出来打劫初中生。
我和杨一念初中的时候，几乎每个星期都会被人拦在学校门口，抢钱。要是掏不出钱，就会挨耳光。流氓不会亲自动手，他们把受害人拎到墙角，让这些人互相抽耳光，直打到他们满意。挨了耳光，只能怪自己运气不好，为什么不带钱，为什么又偏偏遇到流氓。回忆初中时代，我和杨一经常互抽耳光，有时抽得过于认真，乃至真的打起来，小流氓就会过来批评我们不守纪律，然后赏我们一人一个大耳光。
那时候我们也去拜大哥，找个地面上的混混，请他吃饭，平时给点钱，他就能罩着我们。即便如此我们也会遇到骗子，附近包子铺里有个伙计，绰号叫飞天大侠，早上擀面，下午就穿了一条军裤，背着一把中国式的宝剑出来晃悠，极度威风。我们这伙初中生跟他有点熟，他答应做我们的保护人，条件是必须去他店里吃包子。飞天大侠的背景很深，据说他是戴城大流氓“五哥”的小弟，我们都深信不疑。结果，小混混来抢钱时，我们报出飞天大侠的名号，小混混哈哈大笑，说从来没听说过这个人。有人跑到包子铺，把飞天大侠喊出来，这哥们倒也真不含糊，拎着宝剑骂骂咧咧冲过来，还没把剑拔出来，脑袋上挨了一板砖，躺在地上。小混混踩着飞天大侠的脑袋，问：“你再说说，你跟谁混的？”飞天大侠哭着说：“我谁也不跟，放了我吧。”
结论是：装傻最安全。把大钱藏在内裤里，身上只揣硬币，尽量在人多的时候上下学，没有成年人陪同就不去公共场所，独自出入时候动作要快，不要相信你的同学，不存在集体的力量，挨打的时候护住脑袋，大声惨叫，绝对不要用仇恨的目光注视流氓，低头，跪下，喊他们爷叔。最后，你就盼着时间尽快流逝，噩梦一般的初中生涯结束，就可以加入混混的行列。
从不良少年，到小混混，到流氓，到大流氓，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真正成为大流氓的人很少，而小混混又是如此的无趣，并不能让我立志投身其中。天哪，我的故乡是一个多么无聊的地方，在这里，就连做流氓都乏善可陈。
整个初中时代，老师都为我们担心，这群孩子天天跟暴力打交道，将来长大了，要是国家不打仗，简直不知道干什么好。老师也经常教育我们，少去那种三乱场所，要做个爱学习的文明孩子，躲在家里看书是最安全的，最好去图书馆借点课外书啦。我们响应老师的号召，跑到戴城图书馆，那是一幢很老的洋房，年久失修，墙面都酥了，老鼠沿着落水管爬上爬下。我们办了借阅卡，借了两本书，《约翰·克里斯朵夫》，我借了上册，杨一借了下册。这本书是语文老师让我们读的，他说：“不读《约翰·克里斯朵夫》就不知道什么是理想。”借到书，我们心里很得意，觉得自己像个有理想的孩子。刚走到街上，迎面来了一群小混混，看到我们就非常亲热，用手臂夹着我们的脖子，拖到附近的小巷里，先把我们身上的零钱都抄走了，有一个戴眼镜的小混混看见我们手里拿着《约翰·克里斯朵夫》，就把书抢过去，卷起来抽我们的脑壳。我们说，干吗打人，钱都给你们了。戴眼镜的流氓说：“谁让你们爱看书的？还看约翰克里斯朵夫！你们就欠一顿抽！”我和杨一哭得涕泪横流，不知道约翰克里斯朵夫怎么得罪他了。
“我操你妈啊！！！”我至今记得杨一在十四岁那年的惨叫。
那以后，我们再也不去图书馆了。我们躲在家里，混迹于同样胆小如鼠的同龄人之中，战战兢兢地长出了胡子和喉结，模仿香港录像片里的打斗动作，随兴地练练肌肉，和小混混结交，混在人堆里看群殴。后来我们就长大了。
我和杨一经常讨论，戴城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地方。后来我们得出一个结论，这是个非常无聊的城市，生活着很多傻逼，一群自以为是的傻逼和一群自以为什么都不是的傻逼。面对这样一座城市，唯一的办法就是离开它，Forever，再也不要回来。
很多年以后，我和杨一都长大了，离开了戴城。我们在一个派对上遇到个女孩儿，她穿得很暴露，鼻翼上拴着耳环，耳朵上挂着项链，脖子上有一个玫瑰花的刺青。别人告诉我们，这女孩儿是戴城人，很风骚，把她搞上床非常容易。我从来没有想到，戴城这座乡下小城也会出产这样的奇异果。我和杨一都想和她睡觉，我们走过去搭讪，说：“嗨，我们也是戴城的！”女孩儿说：“你们这两个乡逼，滚远点。”这让我们很羞愧。“乡逼”这种骂人话，是戴城的特产，那座城市被农村所包围，仅隔一条运河，就能区分城里人或乡下人。城里人管乡下人叫乡逼，乡下人管更乡下的人也叫乡逼，到了上海我们被上海人称为巴子。巴子这种骂人话很恶毒，但比起乡逼真是善良了一千倍。她用这句戴城特有的脏话证明了自己和我们是同乡。显然，她不愿意再和戴城的男人发生任何关系，她的身体排斥着故乡，或许还排斥着祖国。其实我和她一样，假如我能走得更远，我就把身后的一切归结为：乡逼。
书上说，人在十七岁的时候是一个转折。在此之前，所有的快乐和悲伤都和这个世界没什么关系，那都是你与生俱来的东西。在此之后，你就会被逐渐折磨成一个傻逼，快乐也好，悲伤也好，都是这个世界按照一定比例分配给你的。
九○年，我暗恋上一个女孩儿，那年我正好十七岁，已经学坏了，但是还没谈过恋爱。那女孩儿是杨一的同班同学，叫欧阳慧，我第一次见到她是在戴中的操场上。那时我经常混进重点中学，跟着杨一他们一起踢足球。我耐力惊人，绰号“跑不死”，虽然球技差了点，但满场飞奔，十分扎眼。
为了混进重点中学，我总是借了杨一的校服穿在身上，他们都以为我是本校的学生。那些看球的女孩毫不吝啬地将掌声赐予了我，还有人夸我帅呢！我兴奋死了，跑得跟兔子一样快，带球突破啊，我带着球往女孩子堆里钻，杨一在旁边喊：“传球！传球！你他妈的想把球带哪儿去啊？”我根本不理他，杨一大怒，冲过来一个扫堂腿。我啃了一嘴的野草，跳起来想打人，后来看见一个女孩对着我笑。她就是欧阳慧。
这女孩儿长得很美，细长的身材，眼睛弯弯的，皮肤雪白，有两片非常好看的嘴唇，连我这样的小混混都不禁心潮澎湃，而且莫名其妙地感到惭愧。我立刻将她记在心里。回家路上我问杨一，那个最美的女孩儿是谁。杨一说她叫欧阳慧，是文科班的高材生，重点中学的校花。杨一说：“你别打她的主意啦，我们学校追她的男生不知道有多少。”我说：“你是说你自己吧？”杨一说：“我要到清华去找女朋友的。”我嘲笑他：“笨蛋，清华大学有什么美女啊？人家说清华的女生全是丑八怪。”杨一不耐烦地说：“你还是回你的技校去找女人吧。”
其实我喜欢的女孩子就是欧阳慧这种类型的，比较清纯，而且很有前途，她很快会成为一个美丽的女大学生，这种落差感让我心驰神往。我们技校里当然也有美女，但是一想到她们很快就会成为美丽的女工人，我就觉得很沮丧。我又不是王子，找个灰姑娘有何妙趣可言？我一个技校生，喜欢未来的女大学生，应该也是一种高尚的情操吧？于是我认定，这种情操就是爱情。为了接近欧阳慧，我隔三差五地借杨一的校服，披在身上，混进重点中学。在那些晚霞灿烂的黄昏，喧闹的操场上，我一身橙色地飞奔在球场，欧阳慧和其他女孩们在跑道上看着我，她们就是我的兴奋剂，就是我的沉默的啦啦队。那时我有点懊恼，为什么不像杨一那样认真学习，考上重点中学，和她们在一个教室里朗读课文。我很想找个机会和欧阳慧搭讪，可是又害怕露馅，她离我这么近，又是这么远。我飞奔的身影无声地诉说着哀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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