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学那天,我到技校去报到,到了学校门口就遇到老丁,他对我说:“煤气快用光啦,星期天帮我去换一瓶。”我说:“明天就帮你去换。”老丁现在在我心目中、生命中的地位已经大不相同,以前他只是一个挺上路的老师,现在他是于小齐的爸爸,我得巴结他一点。老丁说:“星期天吧,上午你过来,我在家等你。”
我把自行车停在校门口,跑进去一看,很不幸,我们三年级的学生已经彻底没有教室了,这个学期的新生足足有四个班级,他们塞满了教室。其实,化工技校的名声那么臭,很多初中毕业生都不愿意考这个学校,但是那几年戴城的化工企业效益特别好,尤其是农药厂和糖精厂,为了进这些厂,读一个流氓学校似乎也值得。当时我们班的学生都站在过道上,那位挨过枪子儿的班主任鄙夷地看着我们,大声说:“站好站好,立正,向左看齐!”他很古怪,操练我们的时候从来都是向左看,不会向右看。这个老右派,大概在东北劳改营的时候培养出了这个习惯,永远向左,绝不向右。
我们嘻嘻哈哈地推搡作一团,根本不理他。我们讨论的话题集中在黄毛和阔逼搞女人,还有卵七强奸未遂。一个暑假过去了,大家都有点陌生,这些新闻说起来很刺激。我们说的都是戴城本地的方言,班主任听不懂,他只听得懂东北话和普通话。
老右派两年来折磨我们的灵魂,现在他终于要和我们说拜拜啦。我很高兴。班主任很善解人意,居然领会到了我们的意思,说:“哼,你们甭得意,到了工厂里,你们才知道什么叫思想改造。”这下我想起,三年级我们就要去工厂里实习了,我的学生生涯事实上已经提前结束了。班主任说:“你们要是被厂里退回来,不但毕业证书拿不到,还要赔给学校三千块钱。”
是的,化工技校其实是一个人口贩卖机构,它不是传授职业技能,其主要功能是向各类化工厂兜售劳动力,谎称这些人已经接受了职业培训,其实狗屁,我们什么都不会,而且变成了流氓,非常难管。
我们那个技校,像大学一样是采用学分制的,这一点很先进。学分关系到最终去哪个工厂上班。等到分配单位的时候,各个单位都有定额,农药厂5个名额,糖精厂10个名额,他们都坐在一间教室里,学分靠前的学生首先进去报名,学分靠后的在后面。不存在面试,只要不是残废,工厂就不会让你滚蛋。这样,学分高的学生首先把效益好的单位都占据了,而学分低的只能去那些倒闭厂,比如饲料厂。
问题在于,这些学分并不完全以学习成绩为标准,学习成绩只占很小一部分,有相当一部分是思想品德。思想品德完全掌握在班主任手里,他想给你几分就几分,犯了事情的还可以倒扣学分。我操,这么一来,就是陈景润都算不清我该有几个学分。我一年级的时候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二年级吃了个处分,中间还犯过大小事情反正老子也数不清了,到了三年级的时候,我的学分竟然是负数。我他妈的也搞不懂,读了两年书,我怎么还倒欠他们的?看来饲料厂我是去定了。
班主任站在走道里对我们笑,是一种鄙夷的笑,这种笑容比嘲笑更深刻,是专门为我们准备的。在校长面前他也笑,换成妩媚的笑,比谄媚更天真,好像他是校长的小妾。我认识他两年了,只见过他脸上浮现出这两种笑,鄙夷的,或是妩媚的,其他的他就不会了,大概在东北劳改营里都忘记光了。很不幸,他在校长那里换来的也是鄙夷的笑,没人喜欢他,连校长也觉得他是个傻逼。
我常觉得他对我们有一种与生俱来的仇恨,像我这种流氓学生就不用说了,连那些积极上进的同学也会被他鄙夷。一年级的时候,有个同学乒乓球打得非常好,是市里业余队的,经常参加训练,后来被南京军区乒乓球队看中了,退学到南京去打球。这当然是好事,我们都恭喜他,只有班主任对他说:“你这个业余的货色,一辈子就是个陪衬。”该同学差点气昏过去。到二年级的时候,又有一个同学到日本去了,他姐姐在日本读大学,费了很多钱把弟弟接过去。这也是好事,去日本哎,总比留在戴城做工人强,我们都恭喜他,只有班主任对他说:“你跑日本去也是刷盘子背死人,给国家丢脸。”我这个同学也差点气昏过去。像这样积极上进的,他也鄙夷,他觉得我们这种人最好的归宿就是做工人。九○年有个同学出车祸死了,他倒是很高兴,说:“谁让他闯红灯的,活该。”也许他是个精神分裂症,把我们当成是六六年收拾他的那伙学生,最好早点死掉干净。
我一直认为,这一类技校职高的老师属于社会灾害,很多年以后,我遇到一个建筑设计师,他是上海的重点中学毕业的。他说一点没错,某些高中老师也是灾害。他参加高考的头一天早上,班主任拍着他肩膀说:“你明年复读还是到我班上来吧。”可怜的孩子就抱着这样恶劣的心情走进了考场。我日他大姐。
我问过老丁:“你说我们班主任是不是个傻逼?”老丁居然陷入了沉思,连这么简单的问题都要沉思吗?他说:“他当然不是一个合格的班主任,不过你也不要对班主任抱太大的期望。他是社会的疤痕,那块肉肯定不会好看,但要是没有疤痕,难道流一辈子血?”我听不懂他的比喻,疤痕我懂,那就是一块死肉。我说:“那我这种小混混就是社会的癌细胞了。”老丁笑了笑,说:“你最多也就是社会的过敏症。”
现在,社会疤痕盯着一大片社会过敏症,这社会也他妈够惨的,全身上下没几块好皮了。社会疤痕说:“你们甭得意,明天工厂就来招人了,今年只有农药厂招五个人,剩下的全都去倒闭厂。”我们听了,一起大喊起来,连班干部都急了,说:“以前不是说都去效益好的工厂吗?怎么只有农药厂招五个?”班主任说:“嚷什么?给你们吃一口饭都不错了,你们也配去效益好的单位?”这时只有我和大飞在笑,我们都是负分,好坏都是去饲料厂,那些效益好的单位跟我们没什么关系。
我回到家里,把这个好消息告诉我爸爸:“爸爸,今年大厂都不招人,连你们农药厂都只招五个,看来我要去倒闭厂啦!”我爸本来就阴着脸,忽然拿出一张纸,按到我脸上,吼道:“你自己看看!你们学校寄来的成绩排名表,你的学分竟然是负数!”我把这张纸从脸上揭下来,一看,果然是负分,而且写明我在全班的排名是二十八位。我们班原来有五十五个人,两年来,开除了十六个,抓进去三个,车祸死掉一个,退学溜掉四个,还有一个失踪了,连他亲妈都不知道他去了哪里,这么算下来只有三十个人了,奶奶的,淘汰率比中央戏剧学院还高。我二十八位,也就是说倒数第三位,总算还有两个垫背的。
我爸爸继续狂吼,嘴巴张得可以看见扁桃腺:“我的脸都被你丢尽了!”
他很愤怒,我心里却很高兴,总算把两年的有期徒刑熬过去了,从此再也不用看见班主任那张脸,所有的鄙夷和所有的妩媚都去他娘的吧。我完全没有意识到,去一家倒闭厂是件多么恐怖的事。
第二天我站在学校二楼的走道里,那里都是办公室,现在临时改成招工现场。我手里拿着成绩单,看着我的同学们一拨拨走进去,最初的五个都欢天喜地的,毕竟是农药厂,效益非常好,后面就全都哭丧着脸。制冷厂,橡胶厂,油漆厂,饲料厂,都是那种只有一两百个工人的小厂,奖金发不出来,只有一点死工资,随时都会倒闭关门。有个同学干脆把成绩单撕了个粉碎,说:“赔钱就赔钱,我去做个体户了。”我不敢撕成绩单,怕我爸爸把我撕了。轮到我的时候,二楼走道里只有孤零零的三个人了,其他同学都走了,本来说好一起去打电子游戏,大家都没这个心情了,招工办的人也在陆续往外走。我的身后,是大飞,大飞身后是一个绰号叫江南七怪的女生,简称小怪,是我们全校最难看的女生。再往后就是班主任压阵。班主任鄙夷地看着我,说:“路小路,进去啊,你这个资产阶级自由化,现在后悔都来不及啦。”
我说:“我他妈的有什么后悔的。”说完走进去,一看,我心里一沉,连饲料厂的人都在收拾东西走人,这可是戴城最差最差的化工厂啊!我的目光逡巡一圈,终于发现在角落里还有一张桌子,桌子后面坐着个女的,女的前面竖着一块小牌子:前进化工厂。
我对戴城的化工企业也算了如指掌,从来没听说过前进化工厂。那女的倒是很大方,对我招手说:“这里这里,过来呀。”她三十多岁,讲着一口翘舌的普通话,显然是北方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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