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年之后，杨一坐在路小路身边，手里握着一个PS2的手柄，嘴里嘀咕着杰克·韦尔奇的财富理念。在他还是少年的时候，他对路小路说，要去挣很多很多钱，要去一个安静的地方住着，要娶一个会写诗的女孩儿，去开一个孤儿院，再也不要回到戴城。
当年，杨一考取了上海的一所化工学院，他没有去考清华。就算考了也没用，他分数不够。
那年我把他送到火车站，去上海，他瘸着腿。暑假里他独自去太湖游泳，刚一下水，一脚踩在一块玻璃上，当场划开一条口子。这伤口直到九月都没好。到了火车站一看，天哪，又是人山人海，简直就跟难民逃亡一样。我对杨一说，你知道吗，去年我带欧阳慧去上海，也是这个风景，我是把欧阳慧举起来塞进车门的。杨一说，你就别提欧阳慧了。那年欧阳慧考取了南京师范大学，她和杨一向着沪宁线的两个方向离开了戴城。
杨一看着如潮的人群涌向列车，中间夹杂着尖叫和咒骂，欧阳慧带来的伤感情绪彻底消失了。现在他要考虑的是怎么爬上那列火车，去化工学院，做一个上海人。他对路小路说，你能把我也抱起来塞进去吗。路小路摇摇头，说，你做梦吧。杨一瘸着腿，驻着一根老头拐杖，走到车窗那里，对路小路说，快点他妈的来不及了你赶紧把我塞进车窗里。于是我举起杨一，车窗里是两个女孩儿，看见杨一要钻进来，齐声尖叫，下去下去！有个女孩儿举起一根黄瓜，照着杨一的脑袋猛打。杨一大喊，操你妈不要打我。我在后面推着他，把他往里面塞，并且大喊，他是残疾人，他是残疾人。后来他一头扎进了某个女孩儿的裤裆里，女孩儿大叫，流氓啊抓流氓。我把他的包袱和铺盖都扔进去，对那女孩儿说，他不是流氓，麻烦你路上多照顾他啦。女孩儿把黄瓜扔到了我的头上。
杨一站直了身子之后，开始跟女孩儿聊天，我叫杨一，今年高中毕业，我是某某化工学院的，你们叫什么名字。黄瓜女孩儿说，我叫何丽娜。对面那个女孩儿说，我叫袁婷，我们也是刚毕业，去上海。我站在车窗外面破口大骂，你他妈的能不能稍等一会儿泡妞，你就不跟我告别一下了吗。杨一对女孩儿们说，这是我的哥们，他是无业青年。黄瓜女孩儿居高临下瞅瞅我：哦，无业青年啊。
我对杨一说，哥们，再见啦，你十年来的理想就是离开戴城，从此不做乡逼，我现在亲眼看到你的理想实现，非常之欣慰。杨一眼眶也湿了，说，小路你见到于小齐，替我问个好，还有那骚大姐曾园。
这时我想起九岁那年，第一次看到他，他在坐在一辆黄鱼车上，他爸爸骑着车子，后面有一口带镜子的大橱，还有乱七八糟的杂物。杨一坐在车沿上，两脚挂在外面，正在慢慢地啃一个包子。他看到我站在报春新村那幢楼下面，就问我，你叫什么名字。我说，我叫路小路。杨一说，以后我们就是邻居了。
那以后，我们在同一个班级里念书，老师说，路小路和杨一，既然你们是邻居，那就应该互帮互助，你们同桌吧。杨一说，老师，我想跟女同学坐一起。老师说，杨一，你的思想品德有点问题。结果，那个学期的成绩单上，在操行一栏，老师特地写上：该生不太纯洁，建议多加教育。那年他才读小学二年级。小学老师当然不好意思说他“淫荡”，于是改用“不太纯洁”这种模棱两可的字眼，成绩单拿回家一看，杨一的爸爸也傻了，什么叫不纯洁呢？是不是衣服穿得太脏了？
十岁那年夏天，三炮带着我和杨一去偷看女浴室。那是丝织厂的职工浴室，我们跟着三炮，爬到宿舍楼顶上，那是个坡顶房子，很陡，要是不小心就会滑下去，从三楼摔到地面上肯定完蛋。我们穿着塑料拖鞋，小心翼翼地走在屋顶，三炮在屋顶上铺了一件雨衣，我们趴在雨衣上，向着对面的女浴室张望，夏日的夕阳使眼前的景物处于逆光位置，什么都看不清，但是异常美丽。屋顶上的温度很高。这时三炮从口袋里掏出一个望远镜，对我们说，用这个看最清楚。这是一台军用望远镜，是三炮的爸爸从新疆带回来的，非常稀罕。三炮用望远镜对着女浴室看，并且说，哇，真的看见了，有女人光着身子。杨一说，三炮给我看看。我也说，三炮，快点把望远镜借给我。三炮说，望远镜借给你们可以，但是你们要去给我买雪糕吃。我们说，看完了就给你买。三炮不相信我们，让我们马上去买，然后才能看。
那样美丽的夏日黄昏，好不容易跑到屋顶上，却什么都看不到，这太遗憾了。我和杨一没辙，只能从老虎窗爬下去，给三炮买雪糕。下楼的时候，刚洗完澡的女工，头发湿漉漉地端着脸盆走上来，对我们喊，小鬼，不要乱跑。我们窜到楼下，把所有零钱凑起来，只够买两根雪糕的。那个年代雪糕是一件非常奢侈的东西，我们能吃到断头冰棍已经很不容易了。看着白色的雪糕，闻到奶油的香味，我和杨一都忍不住了。其实我们可以合吃一根雪糕，把另一根贡献给三炮，但我们实在太饥饿，再说爬上楼顶也很麻烦，我们就舔着雪糕回家了。
可怜的三炮在屋顶上等我们，起初他很高兴，今天看到了赤膊女人同时又能吃到雪糕，后来，望远镜里的女工们一个个穿上衣服消失了，再后来天黑了，云霞陷入暗蓝，街灯亮起，屋顶上不再炎热，无数蚊子围着他飞来飞去。三炮还在惦记着雪糕，那个杨一和路小路为什么还不上来呢？终于，他意识到我们是不会再上来了。他只能独自从老虎窗爬下来，天色太黑，他什么都看不清，一脑袋扎进了窗子里，摔进一堆破箩筐，人倒还好，只是把那台望远镜砸得稀烂。三炮哭着回到家，他爸爸一看，望远镜坏了，拎起棍子就打。这时候我和杨一已经洗好了澡，蹲在楼道里下军棋了。三炮嚎哭着对我们说，你们赔我望远镜！我们说，你脑子有病，关我们屁事啊，又不是我们弄坏的。
我和杨一就这样成为了异姓手足。如我所说，别人是青梅竹马，我们呢，只能是竹马竹马。后来的女孩儿看见我们，都误认为我们有同性恋的倾向，其实这是假象，我们只是经历了一个比较残酷的少年时代，成年以后未免有点相互疼爱。这种感情当然很恶心，我倒觉得同性恋比它还要正常一些。
三年级的时候，男生经常玩一种游戏：面对墙根，比谁尿得高。那时候没有人比杨一尿得更高的，他的绝技是捏住包皮，露出一小点口子，让尿液标出来。这和高压水龙头的原理是差不多的，他可以尿过自己的头顶，我们都做不到。同时我们都会躲得远远的，防着他的尿把我们的头发打湿了。他用这个绝技赢了无数的玻璃球、橡皮筋、冰棍、洋画。
四年级时，我们正在教室里上课，教室门口来了几个穿白大褂的医生。班主任是个中年女老师，她拍拍手掌对女同学说，女同学们今天上体育课，到楼下去跑步，男同学留下来。女同学叽叽喳喳地像谷场上的麻雀，呼啦一下都消失了，剩下我们这些男同学，不知道老师有什么吩咐。白大褂医生们在教室一角拉开一个屏风，也是白色的，看不见后面有什么把戏，只听见叮叮当当的声音。杨一凑在我耳朵边上说，打预防针，你可不要哭。
班主任说，现在请大家起立。我们都站了起来。班主任说，请大家把裤子褪下来。我们面面相觑，打预防针都是捋袖子的，没听说要脱裤子。没有人动手。班主任指着杨一说，杨一，你是好同学，你先脱下来，给大家做个示范。杨一就把外裤脱了，挂在膝盖位置。班主任说，把内裤也脱了。
杨一看看自己的内裤，又看看老师，可怜巴巴地说，老师，我内裤里面什么都没穿。班主任很不耐烦，走到杨一面前，把他的小裤衩往下一拉，露出白生生的一橛东西，然后说，大家都这么脱。我们看到杨一都脱了，也就无所谓了，一起解开裤子，拉下裤衩，站在那里。风从窗外吹入，凉飕飕的，很舒服。有一个穿白大褂的男医生在教室里转了一圈，忽然指着一个男生说，你怎么发育了。那个男生很苦闷地说，我留级的。医生对班主任说，割，都要割。
那天我们轮番走到那个白色屏风后面，每进去一个人，都会发出一声惨叫。最后所有人都眼泪汪汪，夹着腿坐在那里。我和杨一也哭了。说实话，割皮包本来是件好事，最好一生下就割掉，假如等记事以后割，就会留下非常惨痛的印象。我在那屏风里的时候，有个女医生还特地捂住我的眼睛，对我说，不要看。我懵头懵脑，然后尖叫起来。
手术结束以后清点包皮，医生发现，班上坐着三十三个男生，而包皮只有三十二个。医生说，肯定有人没割。班主任说不可能，我们班上就三十二个男生，没错的。医生又数了一遍，猛然发现最后一排的角落里坐着一个女生！她是我们班上的留级生，留过两级，和若干年以后的黄莺是同一种类型的。她偷偷地坐在后面，把我们三十二个鸡鸡都鉴赏过来了。班主任勃然大怒，说，你为什么不到楼下去跑步。女生满不在乎地说，我今天来例假了，我不能下去跑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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