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上听了王琚的奏报没有言语，只是垂着头坐在那里细细地思索。
皇上过去是个好动的青年，有豪侠之气。在他被立为太子之后，特别是经历了这几年中与太平公主的斗争，他成熟多了，也沉稳多了。关于这一点，王琚的感受最深，这也是他一直希望看到的。
“你方才的意思是说，李重焕早已经忘记了他对那个申屠贾有恩的事，而那个人竟然没有意识到？”皇上在这一点上还是有疑问。
“是的，臣曾非常小心地盘问过他们二人，确是如此。”王琚道，当皇上从一个每日尽情游乐的贵介公子一变而为自觉承担起国家重任的国君时，性情多疑是他的一个必然过程，因为，他对他自己要做出的决定并没有正确的把握。
“经你盘问之后，他们二人会不会意识到这一点？”
“这个请皇上放心，如今李重焕已经当面对申屠贾交代过了，那人日后听我的安排。对申屠贾来讲，他为我们工作就是对李重焕报恩；而对于李重焕，他也免去了与咱们过多的瓜葛，为他自己留了条后路。”
“哼，他还要留后路！”
“皇上您一向胸襟博大，没有必要对他们要求太多。说句冒犯皇上的话，从太上皇登基到今儿个也不过三年的辰光，朝中的旧臣居多，说他们公忠体国是有些过誉，但他们也都还各守其责。让这些人上个表章，出个对策不难，但是，如果让他抛却妻财子禄，泼出命来为皇上尽忠就有些勉为其难了。”
“拿着我家的奉禄，却首鼠两端，其心可诛！”
“就是这话，只是，我们谋划的事情关系过大，坦白的讲，又没有把握，与朝中大老们商议，只会自乱阵脚。皇上不会忘了前年将太平公主安置到蒲州的事情吧？”
王琚说到的这件事发生在太上皇景云二年，当时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也就是宰相，吏部尚书宋璟和兵部尚书姚崇建议让太子李隆基监国，把位高权重的太平公主安置在蒲州，使她难以把持朝政。太平公主为此大发雌威，朝中的一干大臣也大发议论，认为此举有失孝道。加上太上皇因为只有这一个亲妹妹，又立有辅佐太上皇登基的大功，心中难免不忍。只挤兑得太子李隆基不得不亲自到太上皇面前首报他的两位最忠实的支持者离间姑侄，居心不良，将他们贬为远州刺史。
当时，如果太子处置得当，现在这二人会仍在朝中，太平公主也会有些顾忌。
这是皇上有生以来最丢面子的一件事情，如果不是王琚，换了别人提起此事，丢官便是轻罚了。
尽管如此，皇上听王琚提起前事，面上仍显得十分的难看，便道：“依卿说应当怎么办？”
王琚听出来了，自己捅了皇上的痛处，皇上这话里有几分负气的成分。但对于安定朝政这件事，王琚心中有他的一定之规，他不会因皇上不快而置国家安危于不顾。他心里也清楚，他们是布衣君臣，还有几分交情可以折算，况且，这种私下的交谈，只要不是当着众大臣的面让皇上下不了台，日后，自己的行为便会被皇上归入诤臣直谏那一类里去。
“依臣之见，此事要早做决断。三省台辅里面，不是太平公主的私人，就是些畏首畏尾的老朽，不足与谋。北门四军之中，太平公主也安插了不少的亲信，只有左万骑可用。然而，此事机密，不到最后发难之时，我们不能将真正目的告知任何一个参予者。”王琚也是个性格执拗的人，他认准了死理。
这正是王琚出身布衣的可贵之处，他觉得大丈夫立于天地之间，凡事要敢做敢当，尤其是为他的布衣之交的天子谋事，更应该有难一力承当。然而，这个久居下层社会的谋士把此时皇上刚刚建立起来的权威估计得过高了，他不明白，实际的政治斗争与史书上的记载有根本的区别，史书所载的均是匡扶国政的大略，所有勾心斗角，肮脏琐屑却又往往起着关键作用的周密的准备工作早已被孔夫子“述而不作”的《春秋》大义省略掉了。
“那么，咱们只能等我那姑母先动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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