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珠将那些她所鄙视的芸芸众生，一律称之为“非人”。这没什么好奇怪的。在端午看来，我们无时无刻不在依照自己的尺度，将人划分为各个不同的种属和类别。对人进行分类，实际上是试图对这个复杂世界加以抽象的把握或控制，既简单，又具有象征性。这不仅涉及到我们对世界的认识，涉及到我们内心所渴望的认同，同时也暗示了各自的道德立场和价值准则，隐含着工于心计的政治权谋、本能的排他性和种种生存智慧。当然，如何对人分类，也清晰地反映了社会的性质和一般状况。
比如说，早期的殖民者曾将人类区分为“文明”与“野蛮”两部分，就是一个别出心裁的发明。作为一种遗产，这种分类法至少已持续了两百年。它不仅催生出现代的国际政治秩序，也在支配着资本的流向、导弹的抛物线、财富的集散方式以及垃圾的最终倾泻地。
再比如说，在中国，最近几十年来，伴随着“穷人”和“富人”这样僵硬的二分法而出现的，已是一个全新的陌生世界。它通过改变“穷人”的定义——精神和肉体的双重破产、麻烦、野蛮、愚昧、危险和耻辱，进而也改变了“人”的定义——我们因担心陷入文化所定义的“贫穷”，不得不去动员肌体中的每一个细胞，全力以赴，未雨绸缪。
端午想，如果他理解得不错，这应该就是绿珠所谓“非人”产生的社会基础。
端午酷爱布莱希特。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他对布莱希特基于基督教的立场，简单地将人区分为“好人”和“非好人”而迷惑不解。不幸的是，布莱希特的预言竟然是正确的。好人，按照布莱希特的说法，显然已无法在这个世界上存活。换句话说，这个世界彻底消除了产生“好人”的一切条件。
在今天，即便是布莱希特，似乎也已经过时了。因为在端午看来，在老布的身后，这个世界产生了更新的机制，那就是不遗余力地鼓励“坏人”。
在端午很小的时候，母亲就开始向他灌输自己颇为世故的分类法。在母亲那里，人被奇怪地区分为“老实人”和“随机应变的人”。“老实”自然是无用的别名，而“机变”，则要求眼观四路，耳听八方，随时准备调整自己的生存策略。突击或龟缩，依附或背叛，破釜沉舟或丢卒保车，过河拆桥或反戈一击。这一分类法，与他喜爱的围棋，与母亲口中的那些代代相传的民间故事一样陈旧而古老。
有一段时间，他哥哥元庆，忽然对“正常人”和“精神病”之间的界限，表现出病态的关切。端午当时并未立即意识到，哥哥正在加速度地滑入他深感恐惧的“疯子”阵营。不过，自他发病后，一切又都被颠倒了过来。他自诩为这个世界上唯一的“正常人”，其他的人都是疯子。
“那么，我呢？”有一次，家玉嬉皮笑脸地逗他。
“也不例外。”元庆冷冷地道，“除非你和端午离婚，嫁给我。”
家玉红了脸，再也不笑。
宋蕙莲的来访，让家玉留下了不愉快的记忆。就像吃了一只苍蝇。不仅仅是因为那天晚上，她在无意中撞见了端午和绿珠。她对蕙莲开口闭口“你们中国人”一类的说法怒不可遏。在她看来，宋蕙莲乐于用“中国人”和“非中国人”这样的分类，来突显自己过时的优越感，来表达对自己同胞的嘲弄和蔑视。而事实上，当她在美国或西方世界四处演讲、骗吃骗喝的时候，她所蔑视的“中国身份”，正是她招摇撞骗的唯一资本。在她的英文随笔集《告诉你一个真实的中国》中，她不仅成了杜甫和李白的“直接继承人”，成了专制政治的“敏锐观察家”，甚至通过杜撰某些政治人物的私生活及种种骇人听闻的“轶事”，来取悦她的那些外国读者。
尽管端午对所有的政治人物都没有好感，但他还是立即对妻子的看法表示了毫无保留的赞同：“唉，你知道，有些诗歌界同行，跟宋蕙莲一个德行。还有些人更可笑，在国内痛斥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到了国外就大骂专制政体……”
说到对人的分类，家玉的方法与众不同。
那天晚上，孩子早早睡了，他们坐在餐桌前闲聊。难得有时间坐在一起。用考究的紫砂壶泡茶。磨磨嘴皮子。享受静谧。
家玉的观点是，人只能被分成两类：“死人”或“活人”。所谓“三寸气在千般好，一日无常万事休”。在“活人”中，还可以进一步加以区分。享受生活的人，以及，行尸走肉。她说，这个世界的悲剧恰恰在于，在日趋激励的生存竞争中，我们不得不强迫自己忘记人的生命会突然中止这一事实。有些人，连一分钟都没活过。
“我自己就是一个行尸走肉。哎，古人的话，总是那么入木三分。行尸走肉，多么传神！”
在家玉的分类法中，“死人”，居然也可以分为两类。死亡一次的人。死亡两次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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