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雷峰塔》与《易经》
张瑞芬
琵琶尽量不这样想。有句俗话说：“恩怨分明”，有恩报恩，有仇报仇。她会报复她父亲与后母，欠母亲的将来也都会还。许久之前她就立誓要报仇，而且说到做到，即使是为了证明她会还清欠母亲的债。她会将在父亲家的事画出来，漫画也好……
——《易经》(第六十一页)
二〇—〇年溽暑中看完《雷峰塔》(The Fall of the Pagoda)与《易经》(The Book of Change)这两本应是上下册的“张爱玲前传”，一股冷凉寒意，简直要钻到骨髓里。原先想象的中译问题（李黎《中国时报》二〇一〇年七月二日《坍倒在翻译中的雷峰塔》一文认为，读《雷峰塔》英文本感觉“英文的张爱玲显得面目全非”，再由他人译回中文恐怕也将失真。）。并没有发生，倒是这书里揭露的家族更大秘辛令人惊吓。如果书中属实，舅舅和母亲无血缘关系，是抱来的(这点《小团圆》也说了)，弟弟也不是她的亲弟弟(那个可疑的教唱歌的意大利人……)，母亲和姑姑在钱上面颇有嫌隙，姑姑甚且和表侄(明表哥)乱伦，有不可告人的关系。在这一大家子的混沌关系中，张爱玲像是逃出了疯狂牢狱，精神却停滞在孩童状态。她幽闭茧居，精神官能症或偏执狂般聚精会神玩着骨牌游戏，一遍又一遍地推倒长城，然后重建。鬼打墙一般，非人的恐怖。这回，可和胡兰成一点关系都没有。然而她在这部巨幅自传小说中无端虚构弟弟的死亡，又是为了什么？
《雷峰塔》与《易经》是张爱玲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向英美文坛叩关失败的英文小说，因篇幅太长故一分为二，总计三十余万字，近八百页篇幅，直到她去世十五年后的今日，手稿才由遗产执行人宋以朗找出出版。《雷峰塔》从幼年写到逃离父亲家里，投奔母亲；《易经》写港大求学到二战中香港失守，回返上海。《雷峰塔》、《易经》，下接《小团圆》，按理可称为张爱玲的人生三部曲，但《雷峰塔》与《易经》仍是一个整体，从书中人名与《小团圆》完全两样可知（不知为何，只有张爱玲好友炎樱同样名为“比比”，其余人名均异。）。《雷峰塔》与《易经》是张爱玲的英文自传小说，《小团圆》则是为中文读者写的，成书晚些，约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与《色·戒》同时。
熟知张爱玲的人，读《雷峰塔》与《易经》，初初会有些失望(大致不出《私语》、《童言无忌》和《对照记》内容)，但李黎所谓“张爱玲到底不是珍·奥丝婷，她的童年往事实在无法撑起一本近三百页的小说让人手不释卷”，则未必属实。读张爱玲这部形同(《私语》和《对照记》放大版的自传小说，最好把自己还原为一个对作者全无了解的路人甲，愈不熟知她愈好(正如读《红楼梦》不要拿荣宁二府人物表焦虑地去对照曹雪芹家谱)。你只管顺着书里的缓慢情调和琐碎细节一路流淌而去，像坐在乌篷船里听雨声淅沥，昏天黑地，经宿未眠，天明已至渡口。当然，记得要先找出霉绿斑斓的铜香炉熏上第一炉香，从《雷峰塔》看起。
《雷峰塔》一开始，就是以孩童张爱玲(沈琵琶)的眼，看大人的世界。那四岁时就怀疑一切的眼光，看着母亲(杨露)和姑姑(沈珊瑚)打理行李出国，父亲(沈榆溪)抽大烟，和姨太太厮混，宴客叫条子。在大宅子另一个阴暗的角落里，厨子花匠男工闲时赌钱打牌，婢女老妈子做藤萝花饼吃，老婆子们解开裹脚布洗小脚，说不完的白蛇法海雷峰塔。就像张爱玲《对照记》里说的，悠长得像永生的童年，相当愉快的度日如年：
每个人都是瓮声瓮气的，倒不是吵架。琵琶顶爱背后的这些声响，有一种深深的无聊与忿恨，像是从一个更冷更辛苦的世界吹来的风能提振精神，和楼上的世界两样。《雷峰塔》取意何在？或许是象征着父权、封建旧时代的倒塌，但是“娜拉出走”以后，正如鲁迅所说：“在经济方面得到自由，就不是傀儡了吗？也还是傀儡……不但女人常作男人的傀儡，就是男人和男人，女人和女人，也相互地作傀儡。”在这一大家子的败落里(包括母亲、姑姑或继母)，没有一个是赢家，结尾是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归结到底，《雷峰塔》与《易经》形同《红楼梦》民国版，续集，或后四十回。眼看它起高楼，眼看它宴宾客，眼看它楼塌了，遗老遗少和他们的儿女同舟一命，沉沦到底。
在现代文学作家里，张爱玲的身世是少见的传奇，“像七八个话匣子同时开唱”。她的弟弟张子静就说：“与她同时代的作家，没有谁的家世比她更显赫。”那是清末四股权贵势力的交汇，父系承自清末名臣张佩纶、李鸿章，母系是长江水师提督黄翼升后人，继母则是北洋政府国务总理孙宝琦之女。都是历代仕宦之家，家产十分丰厚，然而巨塔之倾，却也只要一代，在张爱玲父亲时，因为亲戚占夺，加上坐吃山空，早成了空壳子。《雷峰塔》与《易经》里，永远是付不出的学费，戒不掉的鸦片、吗啡和姨太太，老宅子里烟雾缭绕，令人瞌睡……
“雷峰塔不是倒了吗？”“难怪世界都变了。”这两句婢女葵花和保母何干的闲话，像里巷街议，也像贾雨村甄士隐在石狮子前笑谈荣宁二府。《雷峰塔》(The Fall of the Pagoda)接着是《易经》(The Book of Change)，也就可想而知了。《易经》作为自传小说之名，还真有点凌叔华《古韵》(Ancient Melodies)的味道，也很符合张爱玲书名或标题一贯的双关意涵。
张爱玲初到美国未久，以一个新人之姿打算用英文发表私我性很高的小说，或许是个错招，但这并不表示这书没有可读性。看得出她是下了工夫的，书中除了加重对白的分量，还原那个时代败落家族的氛围，也前所未有地揭开了人性在物质下的幽暗(骨肉手足为了钱，打不完的官司)，包括对亲情的决绝。这些“不能说的秘密”，从未在张爱玲其他作品中这么详尽地被披露过，却很可以用来理解张爱玲后半生的怪异行径。
在美四十年，张爱玲不曾再见过任何一个亲人，唯一的弟弟张子静一九八九年和她通上信，得来两句“没能力帮你的忙，是真觉得惭愧，唯有祝安好”，张爱玲和好友宋淇、邝文美夫妇越洋写信，倒哕哕唆唆有说不完的话和问候。《张爱玲私语录》里那些机智可爱闪闪发亮的句子，像是一个没有防备的人在知己前的天真健谈。她说：“世上最可怕莫如神经质的女人”，“文章写得好的人往往不会捡太太”。还有还有——“面对一个不再爱你的男人，作什么都不妥当。衣着讲究就显得浮夸，衣衫褴褛就是丑陋。沉默使人郁闷，说话令人厌倦。要问外面是否还下着雨，又忍住不说，疑心已问过他了。”邝文美形容张爱玲在陌生人面前沉默寡言，不善辞令，可是遇到知己时，就仿佛变成另外一个人（邝文美，《我所认识的张爱玲》，发表于一九五七年香港，今收入《张爱玲私语录》，台湾：皇冠，二〇一〇年七月出版。）。就很能说明张爱玲热情和孤僻两面冲突的性格。
一般人总以为父亲和胡兰成是张爱玲一生的痛点，看完(《雷峰塔》与《易经》，你才发觉伤害她更深的，其实是母亲。“雷峰塔”一词，囚禁女性意味浓厚，也几乎有《阁楼上的疯妇》(The Madwoman in the Attic)的隐喻。雷峰塔囚禁的两个女人，一个叫七巧，一个叫长安，母女俩同样戴了沉重的黄金枷锁，小说早已预示了真实人生。张爱玲《易经》里有一段描述当年被迫结婚的母亲隆重的花轿婚礼：“他们给她穿上了层层衣物，将她打扮得像尸体，死人的脸上覆着红巾，她头上也同样覆着红巾。婚礼的每个细节都像是活人祭，那份荣耀，那份恐怖与哭泣”，“每一场华丽的游行都敲实了一根钉，让这不可避免的一天更加铁证如山”。张爱玲描述的婚礼犹同葬礼中封椁钉棺，恐怖已极。她和母亲一样，奋力想挣脱传统的枷锁，却终其一生，带着沉重的枷劈伤了好几个人。女儿总是复制母亲的悲剧，无止无歇，于张爱玲，还加上了对母亲的不信任，雷峰塔于是轰然倒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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