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都有一颗属于自己的星星
有了目标和希望，你的星星才有可能
升起来、亮起来……
我是个写作者，今年四十五岁，按理说正处在写作的黄金期，可我明显感觉有点力不从心。女儿在美国芝加哥读大学，我很想念她，在这个夏天的深夜，我带上简单的行装，从北京登上了美国航空公司的航班。
坐在机舱里，我从钱包夹层取出女儿的照片，在心里默念着这三句诗歌，忍不住自言自语：“女儿，你是老爸的目标和希望，写作也是老爸的目标和希望。”我长舒一口气，期待这次旅行能给我的写作带来灵感，让属于我的星星尽快升起来、亮起来。
我的旁边空着一个座位，空间增大了，心情更显轻松。我翻看着飞机上几本《TIME》杂志，除了俄罗斯总理普京冷漠超酷的脸和中国总理温家宝既平静又复杂的面容，我没有兴趣看其他内容。我紧靠在坐椅上，屈起膝盖顶着前面的坐椅后背，这样坐着更舒服些。在即将沉入梦乡的当口，我感觉膝盖抵住到了一个硬物——如果没有这个意外的触觉，我想我会先睡一两个小时。我从杂志储藏袋底部取出一个黑色硬皮本子——是这趟航班为客人准备的《圣经》？我读过圣经，翻看一眼就知道是不是。不是《圣经》，也不是飞机上的常规读物，因为笔记本扉页上有一幅鲤鱼素描，图画下面粘有一张西方中年男人的肖像照片。男人头发稀疏，戴着眼镜，一副学者模样；他眯着眼睛，脸上带着笑意，可这笑无法掩饰他目光里的忧伤情绪。
我确信这是某个旅客遗留在飞机上的私人物品。笔记本右下角还有一个淡淡的铅笔字，是一个英文单词：Nick。这或许是主人的名字——这个男人就是尼克？有一刻，我想把笔记本交给那个金发碧眼的高个儿空姐，不过我很快决定不必这么做——每个人都会有的好奇心此时已经跳了出来，随便翻看一下再交给她也不迟。笔记本里前半部分的文字书写疏朗整齐，后面的字迹有些潦草，笔画加粗用力，带着恣意的疯狂。我的英文阅读能力远远大于听说能力，个别生疏的词汇随身携带的翻译词典可以解决。
我开始读第一页，开篇的几句话一下子吸引了我——他的叙事朴素自然，是我熟悉并喜欢的语感，且充满回忆之情，就像一个老朋友在讲给我听。他是这样写的：“每个人都有父亲，每个人的父亲都经历过痛苦。我的父亲是位专栏作家，他爱写作，也爱鱼，到头来他不是死在案头，而是死于非命——他的死与中国鲤鱼有关。我正在从芝加哥飞往北京的航班上，看着窗外的浮云，我触景生情，想给父亲写篇文字。整个飞行需要十几个小时，时间足够。”此时此刻，我被莫名的兴奋感控制住了。我急切地捧起笔记本，把身体调整到最舒服的位置，一字一句细读默念起来：
每年一到夏天，父亲的眼神就会明亮许多。他喜欢写作，为报纸杂志撰写专栏是他的主要工作，由此他在小镇上颇有点名气。写作之余，父亲喜欢研究各种鱼类，家里的墙壁上挂满了各种鱼的图片；除了“专栏作家”这个身份，镇上的人还称他为“鱼教授”。说来奇怪，父亲不会游泳，也从不垂钓，但这并不妨碍他爱鱼，还要写《生活在美国的古老鱼种》这类科普书籍。
我叔叔是个老钓客。他三十出头，小我爸爸九岁，和我父亲的性情差异很大。他经营着一间酒吧，一年四季牛仔打扮，留着两撇胡子，吃住都在酒吧里面；他还组织成立了一个垂钓俱乐部。在我的记忆里，父亲除了教我认识鱼（很遗憾，这类知识我是左耳朵进右耳朵出），还时常提醒我，经常去酒吧的人大都不怎么样，现在不能去，以后长大了我也不要常去。至于叔叔成立垂钓俱乐部，他的评价只有三个字：祸害鱼。
叔叔钓鱼总会叫上我——他说对男人而言，钓鱼是天底下最有趣的爱好，守着这条大河，永远有钓不完的鱼。叔叔每钓上来一条鱼，就扔到岸上，我负责抓起来放进鱼篓。他让我乖乖坐在岸边，不能离开他的视线，说河里的大鱼会吃掉不听话的孩子。他的话让我发慌：真的有大鱼吗？大鱼长什么样呢？
那一年真让人难过，夏天过去没多久，我母亲去世了。六岁的我还不太懂失去母亲的悲伤。父亲很难过，躲在书房里抽烟，要不就去河边默默看鱼。叔叔给我父亲抱来几箱啤酒，对我说酒能解愁。那晚父亲第一次喝多了，他带着醉意为我母亲写了一篇文章，一直写到深夜，边写边念出来。我想他会在报纸上发表这篇纪念文章，第二天起床后我在地板上看见了一小堆灰烬。我还没有上学，也不想打扰父亲，就一个人呆在房间里，呆烦了就往外面跑，没目标地跑。有一天我跑得更远，一直跑到镇上的图书馆。我在图书馆门前站了很久，却不敢进去。图书馆管理员是一位四十岁的女士，她笑眯眯地招手让我进去，问我叫什么名字。
“尼克。”我说。
“我叫露西，你想读什么书？”她说。
我支支吾吾，说想读大鱼的书。她转身走向书架，拿来一本书对我说：“是想看鲸鱼的书吗？”我点点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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