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北京”这个名号也就只能在南边叫叫，真碰上翘着舌头该“儿”才“儿”的北平人，恐怕一听就知道人是从关外来的。
淑英母亲商大娘听说年前被日本军队拉夫去做翻译的淑英她爹有可能逃亡在上海，仗着手里还有些金子，母女又都是天足，就决定不坐以待毙，带着十岁的独生女离开已沦为俄国老毛子和日本小鬼子战场的家乡，怀抱一线希望奔向当时的远东第一大城。那时还叫北平的北京，娘儿俩就在朝南奔的路上经过了一下，人生地不熟，连车站都没敢出。其实母女对上海也陌生，手里只有一个商大娘娘家堡子掰起手指也数不清楚的亲戚的联络办法，要不是父母公婆相继去世，家乡又不安全，商大娘也不会冒万险拖着女儿千里寻夫。幸而实际上只是小同乡的“上海亲戚”见了面，人不亲土亲，商大娘叫起大哥、大嫂，淑英在上海就有了也不知是她们二房东还是三房东的舅舅和舅妈。
淑英到上海的时候年纪小，还没复学，弄堂里走走站站，公厕前洗洗涮涮，就学会说几句本地话了，后来更是讲得听不出一点外地腔，可到她十六岁正式下海的时候，舞厅里大班还是给她起了个“小北京”的花名。在本地人眼里，腿长胸丰体态健美的北方大妞就是跟南国佳丽风情不同，兼之本地人对国内其他省市的观念一贯“出了上海都是乡下”，只有前朝天子脚下的北京还不敢太小看，所以上海滩舞厅里的北妞可能都叫“小北京”，淑英怕还不是当时顶出名的那个，而且认真追究，淑英该叫“小沈阳”比较正确。
淑英发育早，才十四岁就出落得亭亭玉立，而且精通国、沪“双语”，又还记得几句已经人间蒸发的她爹在闺女小时候亲课的简单日语。小学毕业后辗转托中人介绍，淑英考进新张的私人俱乐部做衣帽间小妹，算是母女到上海后的第一件喜事，起码为寻亲无着，渐渐坐吃山空的娘儿俩救了眼下之急。后来虽然穷家小户接着上的人生戏码是“孝女有病母，无奈堕风尘”的老一套，淑英毕竟已经在灯红酒绿的花花世界里先“见习”了两年，趁着“公司”易主对外开放，舞厅扩大招聘的机会，从小妹转当舞女竟有点感觉像见习生转正，并不觉是被逼入风尘，有什么身心痛苦挣扎。那时对相依为命两母女最重要的事，是商大娘自认绝症，一年四季都咳不能止的毛病，有钱看医生了。
“俺对不起俺闺女啊！怎么俺就不是肺痨呢？日后找到你爹了，俺可怎么跟他交代？！”商大娘经西医确诊自己的病是“过敏”以后就常常自怨自艾，“不像俺就认得几个大字，你爹可是留学日本的呀！要不是俺身子骨不争气，你怎么会去那种地方上班？他一定是要供闺女读书的啊，可你看现在这样——”商大娘想起是自己拖累了女儿就哭。
淑英，现在“公司”里的人都叫她的小名“英子”或者花名“小北京”，早习惯了家中有商大娘在耳旁唠叨的背景音效，并没去细听母亲泣诉的内容，只管微蹙黛眉专心盘算家庭收支。她把必要的家用放一落，节余用旧手绢缝成的布包仔细收好。“转正”才两年，养家、救母的心愿都做到了，她人生的下一个目标是搬家。医生说商大娘的过敏症跟居住环境有关系，如果住的地方不那么潮湿，病情自然就会改善，现在开的药只止咳不管好。
“这里住着挺好，搬啥家！”商大娘舍不得离开情比亲亲的义兄嫂，更舍不得花钱，“钱都是你贪黑赚的辛苦钱，存起来赶快把账还了就别在那儿干了是正经。”
淑英是个聪明孩子，这屋里一票老乡都在上海住多少年了，本地话还不会说，淑英却已经学会了上海人过日子的精明：“在上海到哪儿去借钱人会借你？就公司乐意，还不催讨，不催就先欠着。听客人说小日本都打到北平了，钱越来越不好使，咱只要有就换金子，把咱先前换出去的赎点回来。”淑英说，“家得搬，还得赶紧的！再住在这儿是人都要生病，咱省下看医生的钱顶房——”她语音未落，眼捷手快地脱了脚上的鞋，对准一只可能是被天气“蒸”得从墙洞里探出头来透气的老鼠扔过去。
也只有世称水乡的长江南边用“蒸”这个字形容天气。这年的天气跟混乱的世道一样让人冒汗，刚出黄梅季就开始“蒸”，秋老虎还未发威，弄堂里的暑气感觉已达高峰。赶走皇帝二十六年了，南京政府却一直步履蹒跚，前朝被列强殖民的各国租界收不回不说，多数是自己国民的公共租界一样管不着。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里就属于那管不到的地儿，一切竟像荒地上窜起来的野草一样乱七八糟却生机蓬勃，连气味都比别的地方浓烈。下午的弄堂仿佛热灶上一个盛满了臭豆腐的大蒸笼，各种怪味儿腾腾地跟着上个雨天存留的湿气一块儿从地下和墙缝里往外冒。
说是弄堂，一个像门脸一样的穿堂进去却又是几条横七竖八的狭窄巷弄组成的一整片民居，栉比鳞次都是二楼低得像阁楼似的二层木造矮楼；屋顶上一行行重叠落着江南常见的黑色薄瓦，木质外墙却漆成一种近于不新鲜猪肝的赭红，户户都从楼上窗子里横出几根晾衣的竹竿，既实用也确保了自家的领空权。这样的房子在本地住房等级约莫介于石库门和棚屋之间，屋主多半是做小生意的本地人，也分租出去给从全国各个地方流浪到上海冒险或逃难的外地人。
都在等太阳偏西，时间一到，这里就会像进行一场仪式一样的，家家户户把躺椅或板凳搬出去屋外纳凉。淑英这天顾着和母亲算家用账出门晚了点，远处巷口有零星几个老人被屋里热气逼得提早坐出来“谈山海经”。脂粉未施的淑英穿着淡青色竹布旗袍经过跟前时，客气地对街坊颔首为礼，老人们冷漠地看着她，安静下来等她走过。一个老人在她身后重啐一口，用不轻不重、刚好能让她依稀听得见的声音说：“卖咯！”
冤枉呀！淑英在灯红酒绿的舞厅里上了两年班，卖的只有一截纤腰，最多加双玉手，符合宽松意义上的“卖艺不卖身”。这里街坊都不具备做火山孝子的资格，臆想中舞女这个新兴职业既靠取悦男人赚钞票当然就是他们所认知的“婊子”。他们不知道，对一心想把家人从这条弄堂里带走的淑英而言，家和“公司”，却一个是白天的炼狱，一个是黑夜里的天堂。
华灯初上，住在西区的华洋贵人已经三三两两乘着私家小汽车来到富丽堂皇，当时就有冷热气设备的“大饭店”，开始享受本埠举世闻名的夜生活。所有依附这些富豪为生，提供服务和娱乐的男男女女也随之忙碌起来。
淑英的身材高挑，面貌端正，穿件竹布旗袍走在街上看起来确是一个清秀佳人。可是有些女人天生不宜上妆，淑英穿金戴银再涂脂抹粉以后，和其他千娇百媚的同事们排排一站，姿色立即掉了一半，从清秀的邻家女孩变成相貌平平的舞小姐，这让原先看好她的潜质，把她从小妹网罗旗下“升任”舞女的丁大班都大失所望。而且那年头不流行高个儿，舞女高过舞客那算怎么回事？又因为年纪还轻，交际手腕也有待精进，所以淑英的捧场客不多，生意一般，跳了两年，还是个晚饭时间就要“进场候教”的汤团舞女。不过她更早的时候在茶舞时间当班，得闲就厚着脸皮求教前辈，没客人请也勤跳两个舞女自己跳的“广告舞”磨炼舞技，又认识不少专挑茶舞时间光顾的逃课学生或是花不起钱的薪水阶级，都是大家年纪差不多又真正好玩爱跳舞的小青年。淑英还没学会势利，待人亲切真诚，脸色更不随舞客的小费起变化，就跟年轻的舞客一起跳着成长，还真有几个和她交成了朋友。
那个时候舞女的社会地位很微妙，虽然街坊会在背后指指点点吐口水，非富即贵或者读了洋书的舞客反而多半做出绅士对淑女的派头，不到“做足花头”成为恩客，除了跳舞必须揽腰牵手，借机揩油吃豆腐的都很少。没有电视、网络传播，娱乐事业项目不如现代多元化，市井小民基本把从事娱乐行业的女性职业归入下九流。可是舞女表面上是不卖身的，而且在那个无论男女、多数中国平头百姓都是文盲的年代，舞女的识字率却高达百分之百，而且懂礼节、能应酬、会打扮，还有少数很有文化或才艺，有会作诗、会唱歌的，也有会唱戏的，可能比当今电视上那些不会唱歌跳舞或任何表演，单靠言行出格引人注意的“艺人”素质还高一点；至不济像淑英，经过两年苦练，她的舞技放在今天也轻易可以在地方性的国标舞赛里拿个名次了。
“伊就是吾讲过的商小姐。”淑英的小白领熟客老说要介绍自己任职公司的“太子”来捧场，终于请到了。熟客竖起拇指保证：“勿要看伊年纪轻，舞跳得邪气好！”
“太子爷”叫黄智成，穿着夏天的浅色西服，足下黑白相间的皮鞋锃亮，油头粉面，高高的个子，一张年轻面孔活像小报漫画上的“小开”。后来熟了知道果然也就比淑英只大三岁，家族做着一切和运输沾了边的生意，不过没他什么事。父母亲现在外国开展船运业务，小开自己在上海由堂叔培训并监管，“白相”之外就等接年富力壮刚过四十的父亲“老开”的班。
乐队奏响音乐，智成微笑着向淑英伸出手，轻轻牵着她旋入舞池，翩翩起舞。从来高人一头的淑英忽然第一次感觉自己也可以小鸟依人，一曲接一曲让智成带得飘入云端。两个人高手相逢，舞得十分合拍而尽兴，最后一曲狐步更是跳得满场飞，在熙攘的舞池中如入无人之境，两人四足亦步亦趋地回旋摆荡竟然如同独舞一般，不禁彼此都对对方刮目相看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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