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得从一台收录机说起。
我在地区中师毕业后，回到我们县城的一所小学教书，除过教书，还捎带着保管学校唯一的一台收录机。
放寒假时，学校为了安全，让我把这宝贝带回家去保管。我非常乐意接受这个任务。我是个单身汉，家又在农村，有这台收录机做伴，一个假期就不会再感到寂寞了。
不用说，山区农村现在也是相当富裕了，但收录机这样较为高档的商品还不多见。不是说没人能买得起。对于大多数农民来说，这东西价钱昂贵，却没有什么实用价值。花那么多钱买这么个“戏匣子”还不如买几头肥猪。
可是我把这台收录机带回家后，村里人又感到特别新奇：因为据说这家伙不光能唱歌，还能把声音也“收”进去呢。于是，一到晚上，少不了有许多人拥到我们家来围着它热闹一番。他们百听不厌的节目是韩起祥说书。其中最热心的听众就是我父亲。父亲虽然年近六十，一个字也不识，但对什么稀罕事总是极其关心。有时甚至关心到了国外，比如经常向我打听阿尔巴尼亚的情况。对于这台收录机，他当然惊叹不已。尽管有线广播听了好多年，只是有一点他直到现在还是理解不了：为什么这个小匣匣，里面就能“藏”下那么多人？
转眼到了大年三十。这是农村一年一度最盛大的节日。除夕之夜，欢乐的气氛笼罩着我们的村庄。家家窗前点上了灯笼，院子的地上铺满了炸得粉碎的红红绿绿的炮皮。在那些贴着窗花和对联的土窑洞里，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吃“八碗”。说是八碗，实际上主要是把各种形状和式样的肥肉块子装在八个碗中。农村人虽然富了，但吃肉还没有到城里人剔肥拣瘦的程度。他们的肠胃仍然需要油水。好，那就尽情地吃吧。拣肥的吃，放开肚量吃吧。而今这样好的年头，又是自己喂的猪，不吃做什么！
父亲吃了一老碗肥肉（足有一斤半），用祆袖子抹了抹嘴，然后就心满意足地拿起旱烟锅，盘腿坐在黑羊毛毡上，自个儿笑眯眯地抽起了烟。此刻，外面已经是一片爆竹连天了。全家人先后放下了碗筷。弟妹们迫不及待地跑到邻家找小伙伴们放炮去了，母亲颠着小脚到隔壁窑洞准备明早上的饺子馅。一刹那，屋子里就剩下了我和父亲。一片欢乐而愉快的宁静。
父亲舒服地吐纳着烟雾，对我说：“把你那个唱歌匣匣拿出来，咱今晚上好好听一听。”他安逸地仰靠在铺盖卷上，一副养尊处优的架势。他的享乐的神态使我高兴。是的，这几年家里的光景一年比一年好，他此刻应该这样度过这个令人高兴的夜晚。
我赶忙取出收录机，放他老人家爱听的韩起祥说书。父亲半闭着眼睛，一边听，一边用手悠闲地捋着下巴上的一撮黄山羊胡子。韩起祥的一口陕北土话，在他听来大概就好像是百灵鸟在叫唤。每当听到绝妙之处，就忍不住张开没门牙的嘴嘻嘻地笑个不停，活像一个老太太。我于是下意识地望了一眼墙壁上奶奶的照片。此刻他真像我已经去世的奶奶。奶奶的相片下，是父母亲的合影。从相片上看，那时父母亲并不怎显老，可现在也已经像奶奶那般老了。我想，也许过不了几年，那张合影也会成为遗照。这个联想太不吉利。我在心里祝愿二老身体健康，万寿无疆。我记得，奶奶的相片是父亲在她老人家生前张罗着照的。父母亲的相片是我在前几年张罗着为他们照的。自从照相流行以来，乡下人最看重的一件事，就是给年迈的双亲照张相片，然后放大，挂在墙上，以做永久的纪念。在乡下，不论走到哪家，都能在墙壁上看见几位老人的相片。他们穿戴整齐，两只粗糙的劳动者的手，规规矩矩放在自己的膝盖上，温厚地注视着他们生活了一辈子的家和仍在这个家生活着的他们的儿女子孙……
这时候，韩起祥的书正说到了热闹处，急切的嗓音和繁密的三弦呱哒板声响成一片，好像一把铲子正在烧红的铁锅里飞快地搅动着爆炒的豆子。我父亲的情绪也高涨到了极点，他竟然也用漏气的陕北土话，跟着老韩嚷嚷起来，手舞足蹈，又说又唱。他已经把这段书听了许多遍，几乎可以背诵如流。
我被父亲逗得哈哈大笑，并且觉得眼眶里热辣辣的。父亲，你尽情地高兴吧。你应该高兴。你和像你一样年老的庄稼人，能逢迎上而今这样的好世事，真是太幸运了。
看着父亲得意忘形地又说又唱，我突然冒出了一个新鲜的念头：我为什么不用这台收录机录下父亲的一段声音呢？这样在他故世以后，我们这些后辈人就不仅能从相片上看见他的容貌，而且也能在收录机里听见他的声音哩。是的，这现代化的设备能够留下伟人的声音，庄稼人的声音也是可以留下的。
等韩起祥一说完，我就对父亲说：“爸，干脆让我把你的声音也录下来。”
“我的声音？”
“能录下来呢？”
“能。”
我换了一盒空磁带，按了一下键钮，对他说：“不信你试试。你现在先随便说一句什么话。”
他突然惊慌起来，连连摆着手，说：“我不会说！我不会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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