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粒种子。
我把自己移栽进了城市。
我要说，我是一粒成熟的种子。我的成熟是在十二岁之前完成的。我还告诉你，我是一个有背景的人。我有许多老师，家乡的每一棵草都是我的老师……早在十二岁之前，我已读完了三千张脸，吃过了田野里生长的各种植物，见识过了各样的生死。此后生活的每一天都是过程了。过程是不可超越的。
我身上背负着五千七百九十八亩土地（不带宅基），近六千只眼睛（也有三五只瞎了或是半瞎，可他们都看着我呢），还有近三千个把不住门儿的（有时候，能把死人说活，也能把活人说死的）嘴巴，他们的唾沫星子是可以淹人的。
我之所以把自己展览出来，是为了让你了解，在这个世界上人跟人是不一样的。每个人都是有背景的。一个人的童年或者说是背景，是可以影响一个人一生的。比如说，在我的潜意识里，电话铃响和狗咬声是一样的突兀。不过，现在不同了。狗也到城市里来了。
在我进入城市的头一个十年里，你要问我最怕什么，我告诉你，我最怕的是电话铃声。每一次电话铃响，都会让我心惊肉跳！
有时候，我又觉得我是一个楔子。
强行嵌进城市里的一只柳木楔子。
虽然我满身是芽儿，可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在水泥地上扎下根来，长成一棵树。因为，家乡父老还等着我植下的阴凉呢。
三十年前，当我背着行李来到省城的时候，下了火车，已是黄昏了。满眼都是灯。灯就像菊花一样一盏一盏开放着，却没有一盏是我的。可我心里仍然充满暖意，因为我是一个有“单位”的人了。那时候我顺着柏油马路往前走，公共汽车一辆一辆从我身边开过，自行车的铃声一串串响着，人流像潮水一样涌动，我知道他们都是有方向的人，回家的人。我也有方向，单位就是我的方向。我不急，我没有乘车。不是钱的问题（那时公共汽车坐一站五分钱，三站一毛），我是想用脚步丈量一下这座我很有可能就此扎下根来的城市。
每当我走过一两个路口，就会看到一个公共汽车的路牌。那时候的路牌很简约，一根刷了蓝白两色漆的铁杆子，杆子上挂着一个刷了红漆的铁牌子，牌子很多，一路车一个牌。牌子上标着通往各站的站名……那路牌叫人觉得亲切。我以后就是这个城市的人了。
不客气地说，最初，我走在省城的柏油马路上就像是走在红地毯上一样，很幸福。路两旁亮着一盏盏路灯，那光芒是五彩的，这就是我的未来。周围的自行车铃声也十分悦耳，公共汽车刹车后的那一声“嗞”很温馨，很生动……我很想给这个城市打声招呼，嗨一声：你大爷的，我来了。
我边走边问，走了一小时四十六分钟，当我摸到单位的时候，我一下子就失去“方向”了。在学院门口，传达室的老者告诉我说：下班了。你明天再来吧。我说我是来报到的。老者说：我知道你是来报到的。人事部门的人都下班了。你明天来，明天上午八点……我站在那里，迟疑了很久，我不知道该往何处去。
我有点蒙。我顺着一条条街道漫无目的地往前走，边走边想，我该往哪儿去呢？我甚至不知道饿。我只是在想，是不是到火车站去蹲一夜？虽然那时我兜里揣着一百二十六块六毛钱（这是我读研节约下来的），可我没有想到可以住旅馆。我根本就没有住旅馆的意识。再说，那时候还没有实行身份证制度，住旅馆是要证明的。在报到之前，我无法证明自己的身份。那就是说，我现在是一个没有身份的人。我无处可去。
就这么走着走着，我脑海里突然蹦出了一个念头：油菜！我紧紧地抓着这个念头不放，心里一遍一遍地念着：油菜。油菜。油菜。
油菜是一个人的儿时小名。他也是无梁村人，吴老根家的儿子，大名叫吴有才。吴有才在部队里当了三年工程兵，复员后转业到颍平市一家建筑公司当了建筑工人。记得夏天里他回家乡时我跟他见过一面，他穿着一件“的确良”短袖衫，手上戴着一块手表，很骄傲地说：我们的工地迁到省里去了。在省城盖大楼，在某某路某某街……去呀，你们都去，到时找我！我知道，他也就这么顺口一说。他知道村里人没有机会到省城去，才这么说的。这叫“巧让客碰上热粘皮”，我真的来了。
在我苦思冥想之后，我终于想到了这么一个老乡，七不沾八不连的“关系”。可什么路什么街呢？我实在想不起来了。
那是冬天，走着走着，天开始下雪了，小雪。城市的夜晚有灯撑着，那暖意是彩色的，也是有差别的。城市最寒冷之处，是让人看到了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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