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响从没见过自己的父亲，也从没见过自己的母亲。父亲在她出生的时候跟着国民党的军舰去了台湾，母亲在生她时死于难产。在从出生到如今的39年中，李响只知道养父二约翰，只知道她的家庭曾经阔过。阔过的证明，就是她在相当长的一段岁月里恶梦般无法摆脱的资本家成分，和一直住到现在的这座灰暗的小洋楼。
据养父二约翰说，这座三层法式洋楼，始建于1947年秋，落成于1948年春，是她父亲李约翰亲自监工建起来的。洋楼建好没多久，平海就解放了，这位李约翰先生带着大女儿李新去了台湾，南方机器厂被定性为官僚资本，厂子和小洋楼都成了人民的财产。50年代，江广金等三户工人家庭搬了进来，和他们共同拥有了这座小洋楼的居住权。嗣后，随着岁月的流逝，有人搬进来，有人搬出去，到80年代初期，这座小洋楼上只剩下了江广金三代同堂的大家庭，和他们这个小家庭了。好像也就是在80年代初期，南方机器厂又在院内加盖了三间朝东的平房，解决江海生和江海玲的住房问题，才最终形成了现在这个格局。
这格局印证着当今中国的一段历史。
1988年2月，中断了许久的历史又延续下来，那位在39年中一直没音信的李约翰先生突然从地球那边的旧金山冒出来了，以美国华商集团董事长的名义会见了平海市政府访美代表团，表达了华商集团投资平海，建设家乡的愿望。李响直到这时才知道，这个生身父亲已成了拥有十几家跨国企业、几十亿美元的国际集团公司的董事长。而那位李约翰先生也直到这时才弄清楚，他还有个叫李响的女儿和他当年的协理一起，住在中国大陆平海市五峰街21号的小洋楼里。
第一个越洋电话打过来时，李约翰先生泣不成声，说是他以为李响和她母亲都死在39年前的教会医院了，根本不知道她活下来了。还对二约翰说，老弟，我欠你的情，这辈子也还不清了。害得二约翰老人抱着电话痛哭失声。
李响无动于衷，觉得大洋对岸的那位李约翰先生很陌生，也很好笑：你自己的老婆孩子，自己不管不顾，炮声一响，你先上了国民党的军舰拔腿逃了，而且在漫长的39年中不闻不问，这一个“不知道”，就能摆脱自己为夫为父的责任么？因此，李响一口一个“李先生”，在电话里告诉自己的生身父亲，这39年中她活得很好，因为有一个逃亡的官僚资本家父亲，活得就更好了。
父亲无言以对，只是在电话里饮泣不止。
十天过后，市台办的人找上门来了，说是李约翰先生近期要到平海来进行投资考察，市里准备隆重接待，这座小楼原则上也要发还，问李响有什么具体要求？
李响平淡地说：“我的要求很简单，就是保持现状，向南方机器厂交房租。”
台办的同志说：“这你可想清楚，李约翰先生在大陆的合法继承人就你一个，小楼一发还，产权就是你的，这里地段又好，值一大笔钱呢。”
李响摇着头说：“这世上并不是人人都贪财。再者说，我们和江家合住这座小楼都三十几年了，处得像一家人似的，谁也离不了谁。所以，我希望你们行行好，别因为一个官僚资本家要来平海投资，就破坏我们两家多年的平静生活。”
台办的同志很感慨，临走时说：“李响同志，我们真服你了！说真的，像你这种人，这种态度，我们真是头一次遇到……”
不过，台办的同志眼里好像也有疑惑：这江家和李家能处得像一家人？
然而，这的确是事实，三十多年中发生的事太多了，李响没法和台办的同志一一说。记忆最深的是“文化大革命”，她不小心打碎了毛主席石膏像，二约翰老人为她顶罪，被当作现行反革命抓进了监狱。她这个狗崽子在江广金老人的呵护下，和江家兄妹们吃住在一起整整三年，直到后来下放农村。也就是在那时候，她和江海洋开始了懵懵懂懂的初恋。在那些风雨飘摇的日子里，如果这座小洋楼里没有这个工人大家庭，她也许早就自杀了。
现在，这座小洋楼在几十年岁月风雨的侵蚀下虽然破败不堪了，可那份遮风蔽雨的温馨还在，这久远的温馨是千金难买的。院内的树木花草也一年比一年好，江广金和二约翰两个老人退休后都喜欢花木，前院、后院拾掇得像小花园似的。几十年前种下的两棵松树更是枝叶茂盛，把整座小楼常年掩映在绿荫丛中。
因此，这些日子，李响站在院中，看着小洋楼常常想，她为什么要改变它呢？人活在世上难道非要占有点什么不可么？占有就是幸福么？在这个世界上占有许多财富，拥有一个国际企业集团的父亲，难道就比她幸福？她绝不相信。那越洋电话里的哭泣声已经透出了金钱在感情面前的痛苦和无奈。
这日，姐姐李新又从旧金山打了个越洋电话过来，说是已决定这个月到平海来。李响像谈别人的事一般，平静地说，来看看也好，现在平海变化很大，连南方机器厂都发了股票，到平海投资也许是个机会。
是个星期天，李响起得晚，接过电话，快十点了，才坐在窗前吃起了早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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