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斯科中山大学的波·扬·伊万诺维奇教授是个挺有意思的人物，身高六英尺，体重不下二百五十磅，蓄着一部令中国学生们肃然起敬的大胡子。
季伯舜记得，这位教授给他们中国同学头一次上课，讲的头一句话是：“我是个庞然大物，坐在我面前，你们不感到渺小吗？”
同学们都笑了，教授却不笑，高扬着硕大的脑袋，翘着那部好胡子，用粗大的指节敲打着桌面，严肃地说：“我叫波鲁扬·扬·伊万诺维奇，这名字很难记，是不是？你们就叫我庞然大物伊万好了！庞然大物是你们中国成语，很好记，对么？在我这个庞然大物面前，你们不要感到渺小。你们中国历史是伟大的，中国革命是伟大的，所以，你们是伟大的！社会主义不可能在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成功，要依赖中国革命的成功，世界革命的成功，所以，你们是伟大的……”
季伯舜一下子就对伊万诺维奇产生了非凡的好感，伊万诺维奇的话音一落，就和同学们极感动、极热烈地鼓起掌来。
令人感动的不仅仅是波鲁扬·扬·伊万诺维奇教授一人。在1926年那个阳光明媚的春天，整座中山大学，整个莫斯科都令季伯舜和来自中国的留学生大为感动。革命已经成功的社会主义苏联，对革命尚未成功的中国，对来自中国的一批批年轻的革命者们，敞开了自己热烈的胸怀。
季伯舜在《忠于信仰的人》中这样写道：
“……一切都是新鲜的，一切都是感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在这里合法地、权威性地支配着革命的讲台，也支配着我们的留学生活。缔造了这个社会主义工人国家的老布尔什维克们和汇聚在共产国际的各国革命家们，经常来给我们上课，像亲兄弟一样和我们交谈。学校对我们生活上的安排更是无微不至，一切全包下来，每月还发十卢布的零用钱。住是住在一个沙皇时代贵族的府邸，豪华奢侈得像个宫殿。第一次躺在温暖的床垫上，盖着厚厚的毛毯，抚摸着那装饰着锦缎的墙壁，我简直以为自己是在做梦。我们漫步在莫斯科街头，经常会遇到一些素不相识的苏联同志用俄语或用生硬简单的中国话向我们打招呼。我因此而觉着，我们不是在异国他乡，而是在家里，在一个充满温暖、充满革命情谊的大家庭里。我们拼命学俄语，校方还给我们起了俄文名字，我叫拉舍维奇。当然，那时，我还不知道什么叫反对派，也没读过托洛茨基的著作。我迷上托洛茨基，还是通过波鲁扬·扬·伊万诺维奇教授。他是托洛茨基反对派的重要成员，早年到过中国，是个令人尊敬的老布尔什维克……”
伊万诺维奇常到学校上课，给季伯舜和中国学生剖析中国历史和中国社会。伊万诺维奇说，中国商业资本的形态形成很早，可以上溯到秦汉时代。中国的历史很独特，没有经过奴隶社会，也没有农奴制，很早就实行了土地的自由买卖和以货币为支付手段的地租形式。历朝历代，大商贾都是无冕之王，皇朝有什么大事，都要与大商贾商量。鸦片战争以后，随着帝国主义势力的入侵，中国社会在殖民化的同时，也更加商业资本化了，而且逐步
伊万诺维奇的观点新鲜而精辟，是季伯舜在中国上大学、搞工运时闻所未闻的，季伯舜十分信服，把这些话全记在笔记本上，也刻在了大脑皮层上。
伊万诺维奇还说：“这不仅仅是他个人的观点，更是列·达·托洛茨基的观点，是托洛茨基同志在对中国历史和中国革命进行了大量的科学研究分析的基础上，得出的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结论。”
托洛茨基这个名字，就这样通过伊万诺维奇和一个个教授的嘴，走进了季伯舜的心中，渐渐占据了他的身心，使得他此后的一生都和这个名字联系在一起了。
在1926年的莫斯科，季伯舜无法预测自己的一生，无法知道对托洛茨基的信仰对他的未来意味着什么。他只知道托洛茨基是个了不起的伟人，是十月革命的实际领导者和卓越组织者，是苏联红军的缔造者，斯大林对他的贬斥和排挤是不公道的。那个时候，苏联布尔什维克党内的全党大辩论已全面展开，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的反对派联盟业已形成，著名的《十三人声明》已经问世。莫斯科的街头巷尾，中山大学校园内外，到处都在谈论着左派反对派和托洛茨基。中山大学的中国同学也无形中卷进了这一政治漩涡，很多中国同学在校长拉狄克和反对派教师的影响下，从对托洛茨基的同情，步入了托洛茨基的信仰者和支持者的行列。
这种政治氛围无疑深深地影响了二十二岁的季伯舜。尽管季伯舜当时对苏联联共党内大辩论的实质问题并不是十分明了，可托洛茨基辉煌的历史和显赫的声威，以及他对中国革命的高度关注，不能不引起季伯舜的钦敬，季伯舜懵懵懂懂地选择了托洛茨基这面旗帜。
对最初的懵懂，季伯舜并不回避，后来1931年在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统一大会前夕，在和那些自称为“天生的托派”的同志的论战中，季伯舜曾坦率地说：“……我不是天生的托派，我是在革命斗争的实际中逐步认识并进而信仰托洛茨基主义的。选择这个主义时，我在政治上是单纯幼稚的，不知道同在共产主义旗帜下的党内斗争的尖锐性、复杂性和残酷性。对当时联共党内斗争的大背景和许多问题的认识也很模糊，甚至很矛盾，但这决不妨碍我今天成为托洛茨基式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
当时，季伯舜确实对许多问题的认识很模糊，很矛盾，一方面对托洛茨基的理论，尤其是关乎中国革命的理论十分信服。一方面，在把托洛茨基的理论用于检验中国革命的实际时，又不免生出许多困惑。
最典型的事例，是那年夏天他和他所尊敬的伊万诺维奇教授的一场争论。
那不是1926年的7月就是8月，好像是在托洛茨基反对派的《十三人声明》发表后不久的一天。天气并不太热，刚下过一场大雨，整个莫斯科都是湿淋淋的。傍晚，伊万诺维奇的助手托姆斯基来到了学校，先找到了季伯舜，又找到了另外两个托派学生：李维民和吴国平，说是伊万教授请他们吃晚餐。他们三人完全没有思想准备，匆忙换了衣服，又把校方照顾中国同学发给他们而他们又没舍得吃的两瓶鱼子酱带着，跟着托姆斯基一起，往伊万诺维奇的住处赶。伊万诺维奇的住处离学校很远，他们坐了两次车，又走了好长一段路，才在天朦胧发黑的时候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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