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中学是上海一所很普通的中学，原名新建中学，在我入学前刚与另几所中学合并，因校址在成都北路，取名为成都中学。我在那里读了三年初中。
三年中，我们的班主任一直是王一川。他是一个中年男子，脸色焦黄，眼睛充血，唇间露出一排黄牙和两颗金牙。当时正是大跃进年代，他积极响应，酷爱制订各种规划，用工整的仿宋体抄出贴在墙上。他隆重地向全班同学宣读自己的跃进规划，主要目标是五年内入党。他的另一大爱好是写打油诗，这也是风气使然，当时正掀起全民创作被称作新民歌的打油诗的热潮，其内容是歌颂“三面红旗”。他不但自己写，而且以语文老师的资格动员大家写，开办诗歌壁报。我是他最看重的约稿对象，在他的鼓励下，我准备了一个小本子，题作“一日一诗”，每天写一首打油诗，每首皆四句七言，坚持了将近一个学期。很惭愧，我不得不承认，这是我最早的文学创作活动，实在登不得大雅之堂。我看课外书多，对功课不太用心，但王老师对我偏爱，总是给我好成绩。有一回，他搞突然袭击，进行语文测验，我仓促应付，自己觉得考得不好，没想到公布成绩时，他对我大加夸奖，破例给了我了一个“5+”。
在初中课程中，真正吸引我的是数学，尤其是平面几何。教平面几何的是一位高个子男老师，人长得很帅。有一次课间休息，我在双杠旁玩，听见他在一旁向别的老师谈论我，说我很聪明，我顿时脸红了。欧几里得的确把我迷住了，这些简单的几何图形中竟然隐藏着如此丰富又神奇的关系，使我兴奋不已。我醉心于求解几何习题，课本上的已经完全不能满足我的需要，我便向课外书进军，常常在上海图书馆里借这类书，埋头做书上的习题。我十分自信，凡是可以求解的题目，不论多难，我相信自己一定能把它解出，越难就劲头越大，越觉得是莫大享受。吃饭时，走路时，我脑中都会凝神思索某一道习题。我有一个专门的本子，整整齐齐地记录着每一道难题的求解过程和答案，仿佛那都是我的作品。我对数字中隐藏着的关系也有浓厚的兴趣，上课时常常走神，自己设计数字游戏玩，感到其乐无穷。
成都中学的其余老师，我留下印象的只有二人。课间休息时，经过语文教研室，我常看见一个白胖的男教师坐在里面，双腿翘在桌上，一脸的陶醉，在用抑扬顿挫的语调吟唱某一篇古文。有一阵，教我们美术课的是一个妖艳的女子，烫着时髦的发型，描着细眉，涂着猩红的口红。她根本不会画画，我记得她只画过一次，用粉笔在黑板上画了一个圆圈，说是鸡蛋，通常只是随便拿个什么东西让我们写生。后来听说，她因为刚闹出了一个风流事件，是来我们学校避难的，不久就消失了。
从初中起，我在学习上的能力开始显示出来了。但是，在体育方面，我似乎是一个低能儿。我的动作不灵活，接不住球，渐渐就不参加男孩子们爱玩的球类游戏了。我猜想这对我的性格发生了不良影响，使我缺乏进攻性和挑战性。上体育课时，我还有过一次有惊无险的经历，与死亡擦肩而过。我和一个同学嬉戏，他追我跑，突然听见人们齐声惊呼。体育老师脸色煞白，把我带到办公室里，给了我一顿严厉的训斥。我这才知道，刚才我穿越掷铅球的场地，一只铅球从我的脑后擦过。初中毕业前，老师宣布体育课也要考试，做引体向上动作三个以上及格，不及格者不能毕业。我一次也做不了，只有一个办法——苦练。于是，一到课间休息，我就跑去单杠那里练习。不过几天，我的双臂有了肌肉，手掌长了茧子，而引体向上竟然能做七、八个了，不但及格，而且优秀有余。这使我明白了一个道理：有志者事竟成。
当时学校里各班有校外小组，是老师按照家庭住址就近编成的，男女生分开，地点是某个同学的家，每周活动一次。活动的内容之一是勤工俭学，我们这个小组分工制作蜡制玩具，方法很简单，把蜡熔化后倒进石膏模型，均匀地摇晃，冷却后倒出即可。那时是中朝关系的蜜月期，曾有朝鲜客人来参观我们的作坊。由于体质孱弱，性格内向，我在小组里很受歧视。我们小组共六个男生，其中四人都很顽皮，经常联合起来欺负我。有一回，学校里又要接待朝鲜客人，一个女生奉命前来教我们做欢迎时用的纸花，他们故意锁上门不让她进来，而我终于看不下去了，去把门打开。那个女生离去后，大家就群起而耻笑我，并且把我按倒在地上，逼我交代与那个女生是什么关系。他们还常常锁上门不让我进屋，或者把我的东西藏起来，当我好不容易找到时，便拥上来抢夺甚至乘势打人。
对于我来说，校外小组的活动日是一连串噩梦，每次去那个作为活动地点的同学家里，都如同走向刑场。受了欺负以后，我从不向人诉说。我压根儿没想到要向父母或者老师告状。我噙着眼泪对自己说，我与这些男生是不一样的人，将来必定比他们有出息，我要让他们看到这一天。事实上我是憋着一股暗劲，那时候我把这称作志气，它成了激励我发奋学习的主要动力。我是越来越用功了，晚上舍不得上床，常常读着书就趴在桌上睡着了。与此同时，在不知不觉中，我的眼睛也越来越近视了，坐在第一排仍看不清黑板上的字。初三时，我配了近视镜，一开始就是450度。刚戴上眼镜的感觉是极为新奇的，我第一次发现，原来世界上的事物竟如此清晰，因而如此美丽。
在校外小组里，还有一个比我更孤僻的男生，名叫林绍康，母亲是医生。他是一个瘦小个儿，白脸，不停眨巴着眼睛，手背上有一颗醒目的瘊子。他比我超脱，很少到小组里来，老师批评他，他也满不在乎。在全班，他几乎只同我一人来往。他的最大爱好是看报，每天在学校的报栏前站很久，然后向我发议论，话题不外两个：核武器多么可怕；癌症多么可怕。那时候报上常发表赫鲁晓夫的讲话，其中涉及核恐怖的内容，他读得特别仔细。世上有核武器和癌症，我都是从他那里初次知道的。
我读初中的三年中，社会上政治运动不断。我对整风的印象是，有一阵子学校里和街道上都贴出了大字报，但明确规定我们初中生不写。我的父亲也写了大字报贴在院子里，我惊奇地发现他还会画漫画，内容是批评瞿家虐待老人和苛待邻居之类。大约因为我的亲属中没有知识分子，无人受到冲击，接下来的残酷的反右运动却几乎没有给我留下印象。然后是大跃进，大炼钢铁，学校的操场上垒起了土制小高炉，我们学生被轮流派到那里值班和拉风箱。最使我记忆犹新的是灭四害运动中的全民围歼麻雀，因为其场面十分荒诞。在某几个择定的日子里，全市居民都走到户外，分布在大街上、阳台上和屋顶上，使劲敲打锣鼓和一切能发声的东西，朝着空中呐喊，使得麻雀们惊慌逃窜，无处落脚，终于筋疲力尽，纷纷坠地乃至毙命。全民围歼麻雀当然不算政治运动，却是历次政治运动的绝妙象征，正是通过制造全民的狂热，运动的指挥者才成功地把那些要打击的对象变成了无处可逃的遭难的麻雀。不过，作为一个孩子，当时我并无这样的体悟，只觉得好玩。在学校的安排下，同学们组织了搜寻队，把散落在大街小巷的受难者们串在绳子上，还喜冲冲地去向老师邀功呢。
到工厂劳动是一项固定的制度，每星期有一整天，去过不同的工厂，以位于成都南路的上海标准皮尺厂历时最长。我们的工作是装配和搬运，一边干活，一边听男女工人调情或谈论电影明星。乍开始我很吃惊，没想到领导阶级是这个样子的。劳动虽然单调，但有盼头，就是两餐饭。当时正兴吃饭不要钱，不管工人还是学生，都是八人一桌，菜肴比家里丰盛得多，鸡、鸭、鱼、肉应有尽有。可是，总的来说，我不喜欢工厂，宁愿到农村劳动，在天空下的泥土地上，身心都愉快。在另一家工厂劳动时，我还受过气。我们几个学生跟随一个工人在同一个工作台上装配零件，一个同学与这个师傅说说笑笑，很少干活，而我则是埋头苦干型的人。下班时，师傅在每人的劳动手册上写鉴定，给那个同学写了个“优秀”，给我写了个“良好”。经那个同学挑拨，师傅马上把我的鉴定改为“较差”。我气哭了，师傅又改回来。老师知道了这件事，没有批评那个同学，反而批评我。这件事使我充分领略了老实人受欺负的委屈心理。
不过，到初中三年级的时候，我在班上的地位已经大为改观。我明显成了各门功课最优秀的学生，因此赢得了同学们的钦慕，那个过去最常欺负我的陈定芳也对我十分友好了。他在业余体校游泳班学习，正是在他的热情鼓励下，我第一次去游泳池，当我的眼镜跌落在池里时，他潜水替我找了回来。此人相当能干，后来在成都中学继续读高中，当上了学生会主席。许多年后，我在上海书展做签售，他约了三个老同学来见我，给我看一本自制的纪念册，里面贴了许多初中同学从前和后来的照片，其中包括我初中时的单人照，每张照片下都有文字说明，可见他是一个颇重感情的人。当时班上一个年龄最大的同学对我说：“大家都佩服你，如果你不骄傲，大家就更佩服了。”他说我骄傲，是指我有时好辩，喜用尖刻之词，显得锋芒太露。这一年，少先队改选，我当上了中队主席。这是我平生唯一的一次当“官”，我心里明白，我之所以当上，是因为许多同学超龄离队，队员少了一半，算不上多么荣耀，所以始终把中队长标志揣在口袋里，羞于佩戴。
我还出过一次小小的风头。我们学校和成都第二中学的师生联合举行跃进誓师大会，发言者一个个长篇大论，滔滔不绝，所获得的掌声却越来越稀少。我是我们班的代表，坐在第一排，等候上台。我身边坐着另一个班的代表，那是一个满脸雀斑的女生，一双大眼睛时时向我探望。我头一回要在这么多人面前讲话，心里十分紧张，但我多么想博得这个女孩的钦佩啊。轮到我了，我走到麦克风前，突然镇静下来，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办了，铿锵有力的三言两语，就结束了发言。当我走下讲台时，掌声雷鸣，而我没有忘记看一眼那个女孩，她的羡慕的目光使我的虚荣心大为满足。其实我成功的秘诀很简单，人们对长篇大论早已厌烦，我的简短发言正中下怀。在我后面发言的是一个高中女生，她上台只说了一句话，宣布因为时间关系她就不讲了，人们也报以掌声。我的发言扭转了大会的形势，此后的发言几乎成了一场谁说得更简短的竞赛。这次成功给我的启示是：演讲人一定要体察听众的情绪，决不可不顾听众的情绪自行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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