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征叔叔的话：
生意是什么？在这座城市里，你知不知道生意是什么？我告诉你吧，生意就是贿赂。词儿是不好听，中华古国，对生意上的用词儿大部分都是贬的，不好听的。其实贿赂是交换的意思，是以货易“货”，是一种艺术化、感情化的投资，可以说是一种极富人情味的投资。其实很多人一生都在贿赂，他自己不承认罢了。贿赂也有档次，贿赂也是分档次的。贿赂有“短线”和“长线”之分，“短线投资”是一次性的，办了就了的那种，叫做“一锤子买卖”。这又是专对生意人说的，你看，一遇到生意人的时候就贬（其实我倒喜欢“一锤子买卖”，干脆利落，没有那么多的勾勾扯扯）；“长线投资”就不同了，“长线投资”在古语中有“放长线钓大鱼”之说，是很讲战略战术、很讲韬略的。说起来也气魄呀，你听听：“放长线钓大鱼！”这是对大生意的态度，在语言上，也不那么贬了吧？你没看每逢过年、过节的时候，各县、市的官员们都坐着轿车“日儿、日儿”地往这儿跑么？一辆辆车的后备箱里塞得满满的，干什么来了？“投资”来了。这种投资就是“氏线投资”，是一种大交换。说好听点叫感情投资。感情投资是什么，是大贿赂，是高档次的贿赂。在这座城市里，贿赂是一门学问，可以说是一门很高深的学问……
这是啥说法？这就是蛆的说法。我就是蛆，我承认我是蛆，我是人中之蛆。你别看不起蛆，蛆是最有独立意识的，也是生存能力最强的。蛆无腿无手，照样繁衍，给一个缝就可以繁衍，这就是蛆的精神。胡说？你就当我胡说吧。
我给你说过，要想打进大同路那个图书市场需要五个“证”，这五个“证”都是很难办的，据说有人跑了整整一年，花了许多冤枉钱，到了也没办成。可这五个“证”又缺一不可，只要少办一个“证”，就有人找你的麻烦。我呢，一个“证”也没有。实话告诉你，开业的时候我还一个“证”都没办呢。不是不想办，我敢不办么？是没有时间办，来不及了。要是等五个“证”都办齐了再开张，黄瓜菜都凉了！你又说我吹。我不是吹，我一点也不吹。你知道办这五个“证”得多少部门批么？你不知道吧。告诉你，光章要盖三十七个！你想想，盖这三十七个章，要跑多少路，见多少脸，说多少的好话？一趟跑成也罢了，一趟能跑成吗？进哪个部门都跟审贼一样，盘问来盘问去……到了就是不给你办。当然了，我也有我的办法。不错，我没有办，我一个“证”没办就照常开业了。用的啥办法？告诉你，我用的是“顾问法”。啥叫“顾问法”？“顾问法”就是“贿赂大法”里的一法，这是老法新用，也算是九十年代的创新。这法用起来并不复杂，主要是一个“活”字，过去不是讲“活学活用”么。首先，我买了一些聘书，聘书买的是最好最贵最高档的那种，羊皮缎面的，还带一个盒子，盒子里配的有金笔、金表。而后呢，在聘书里填上一些人的名字，这些人自然都是用得着的……再往厂，再往下就是送了，关键在送，看你怎么送。我一共搞了十二张聘书，我觉得送出去一半就不错了，我想送出去一半就行，没想到全送出去了。这十二张聘书一送出去，我的心就放在肚里了。十二张聘书，我送了六个单位：公安、工商、税务、文化、卫生……当然不会是往单位送，我会干那傻事么？我是往家里送的，一家一家送。送之前我就把要说的话想好了。我准备了五套话，这五套话因人而异，各有讲究，可实际上我只用了一套半，我用了一套半就把他们全打发了。这些事不能找大头，找大头没用。这是小事，小事只能找那些很具体的人。公安方面，我给两个人发了聘书，一个是管这一片的派出所的所长，一个是在这条街上管治安、户籍的片警。到了所长家，我说：“郭所长，我是市文联的。我们单位搞了一个图书公司，目的是以文养文，繁荣文化事业。我们想聘请你做我们公司的顾问……”说着，我就把聘书打开（盒里有金笔、金表）送上去。所长接过聘书看了一眼，立刻很警惕地看着我：“顾问？啥顾问……”我知道搞公安的都警惕，这是一种职业习惯。我笑着说：“是这样的，搞图书发行，首先是要遵纪守法，不出黄书坏书。你知道，文化人，法律方面都很淡漠，希望公安机关对我们实行监督……”话一说到这儿，他的脸稍松了，随口“哦、哦”了两声，又低头看那聘书，我想他是看到那表了，他的目光留在表上有一两秒钟的时间……我趁热说：“郭所长，我们是有规定的，不知道这规定你同意不同意。”他立时变得又警惕起来，我就是要的这个效果。我说：“是这样的，按国家规定（我胡诌的），顾问也是一种劳动形式，按说得付一定的报酬。可我们公司刚创办，经济上还不是十分宽余……可一点不付，也不好。我们呢，想每月多多少少地表示一点意思：一个月二百元吧，不多。你看……”他抬起头来，似看似不看地望着我，嘴里说：“哦哦，是这样。哦哦，是这样……”他还是有一点游移，我看出了他的游移，他是想要，又怕烫手。我接着说：“顾问我们请得不多，这笔钱数目不大，又是正当的，我们准备用零售的收入来支付，这笔钱是不入帐的，你也知道，各单位都有一些不入帐的小收入……”当我把话说到这儿，他才松了口，说：“钱不钱的，无所谓。既然你来了，就、就这吧……有啥事找我。”那个片警就好办了，那片警是个二十来岁的毛头小伙，我一月只给他一百……往下就不用多说了吧？往下我不说了。
在这座城市里做生意，最要紧的是理顺关系。关系只要理顺，生意就好做了。你别看我仅仅是发出去了十二张聘书，其实我是建立了一个十分重要的关系网络。你知道这十二张聘书所产生的能量有多大么？你当然不明白，给你说你也不明白。这已经不是办五个“证”的问题了，有了这十二张聘书，五个“证”就不算什么了。从他们接下聘书那天起，我和他们之间的关系就发生了一种变化，这变化是潜在的，是看不见的。关键在看不见，这是一种既看不见又存在着的关系变化，我和他们之间的关系由于这十二张聘书变成了一种“雇佣关系”。“顾问”是我聘的，实际上我成了他们的雇主。奥妙就在于他们根本觉察不到他们是受雇于我。三天后他们的态度就不一样了，当我揣上装好的十二个信封，分别登门给他们送“顾问费”的时候（这钱当然是分别送的，都是我一个人送的，不要他们签字、打条，也不要第三个人在场，免得他们害怕），他们对我的态度发生了极为明显的变化。虽然各人的说法不一样，但意思是一样的，都很积极地说，有啥事没有？有事找我。我说，没事，没事，仃事再麻烦你……我就是不让他们给我办事，我一直让他们欠着。你知道那五个“证”最后是谁给我办的么？你想都想不到，就是那个小片警给我办的。准办不是？他……天就办妥了。办妥还给我送来……通过这件事我得出了一十教训，不能小看人，你不能小看妊何人。一个片警没啥，可你悟不透他的社会关系。后来我才知道。他姐姐就是图书市场管理办公室的：他舅舅在工商局。还是个副局长；他小姨子在卫生局……你说，他还是个最便宜的“顾问”，我一月只给他一百元……我原想用用这个最不顶事的，谁知这么顺。现在你明白这十二张聘书的作用了吧？说得刻薄一点，这是“卖身契”。人是很脆弱的，我说了，人很脆弱。这十二张纸使我轻而易举地获得了一个网络。我实话给你说，钱并不是好拿的，对于大多数人来说，钱是一种压力。他们拿了钱之后，见面就问我：有事没有……你看，这时候他们就很想给我办事，很想“顾问”一下了……他们开始在方方面面照顾我，我不找他们，他们就主动为我办事了。
你问那五十四万是怎么挣的？这很简单，这对我来说仅仅是操作上的问题。关系只要理顺，剩下的就是操作了。现在不是讲广告意识么？不客气地说，我那时候就有广告意识。我搞了一个“人肉广告”。没听说过吧？你听我慢慢说。开业之后，我又到文联去了一趟，找到了那班编辑。我对鲁编辑说：“鲁主编，我又遇到难处了，你可得帮帮我呀。”鲁编辑慌了，忙问：“啥事儿？啥事儿？”我就问：“咱这儿有几个人呢？”老鲁四下瞅瞅，更慌：“八、八个……”这时候，我才把兜里的钱掏出来，我说：“一人先发五百吧……”一说发钱，人的眼就跟灯一样，一盏一盏都亮了。老鲁忙按住我的手说：“你先别发钱，你说啥事吧，要是事办不了……”我说：“事儿是不大，不过，老师们都是文人，我有点张不开口……”众人都围过来说：“你说，你说……”我说：“是这样，我想请老师们下班后，或是上街的时候（无论啥时间都行），看见路上的书店、书摊，绕上几步，耽误个三五分钟，给我捎句话……”众人又问：“怎么说，你说怎么说……”我说：“实际上就一句话，进去问问有没有（丑陋的中国人）这本书……”众人愣了，说：“发五百块钱就这事儿？”我说：“就这个事儿，麻烦老师们帮帮忙。也不是让老师们天天去上街问，用一星期的时间就行了……”鲁编辑说：“《丑陋的中国人》我听说过，好像是台湾一个作家写的，听说是不错。你说的事就这么简单……”我说：“简单是简单，老师们都是有身份的人……”有人马上说：“球，这年头，啥身份不身份哪……”一个个都高高兴兴地把钱收了。文人心重，这五百块钱就压得他们睡不着觉了。没过一星期，不光满城的书摊都在打听这本书，连他们文学圈子里的人也在打听这本书……在这同时，我又雇了三个人，派他们到全国各个城市去，这是一种半旅游性质的，让他们到各个书摊上去打听有没有这本书……半个月下来，等到书印出来的时候，订单就像雪片一样！
实话告诉你，这本书我印了六十万。成本是很低的，一本的成本费才一块钱。可你知道定价多少？定价是一本四块八。我这人不狠，我给你说，我这人太善了，我搞批发，一本才净赚九毛钱。这利薄不薄？这利够薄了吧。很多钱都让小书贩赚了，要不我会赚得更多。我一本赚九毛，净的，六九五十四，《丑陋的中国人》我赚了五十四万。钱就是这样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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