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你想知道周围有多么黑暗,就得留意远处微弱的光线。有时,为了弄清自己所处的确切位置,弄清正在失去的时间所蕴含的奥妙,你在不知不觉中就开始了比较或甄别:两朵花蕾的花形、花束所暗示的意义;两只在阳光中伸出的手,掌形、圈纹和饰物;书籍的一页和另一页;晚霞满天的黄昏所照亮的一棵树,静立在雨中的被更改过的广告牌……
有时,你还会比较两个女人的喘息、呼喊:其中的一个在成熟棉花地里飞奔,棉铃的青果扑打着她的脸,耳畔风声浩大;而另一个却已在街道湿漉漉的拐角悄悄隐匿,只留下了一团暗红的光影……
那些正在远离你的事物不可避免地成为画布陈旧的背景,成为附属物和陪衬,正如妒火熄灭后留下的灰烬,或者,凋萎的花束尚未敛迹的余香。
在过去与现实之间。我们最容易忽略的往往是事物内部的一致性,不同的情境所带来的惊悸、喜悦、沮丧和战栗的一致性。白天,我躺在医院的病床上想入非非,入夜,总有一种淡淡的忧伤压住我的心。
刘胜利偶尔会到我的病房来看我。时到今日,他是少年伙伴中唯一与我保持联络的人。要是我的心情尚好,而他腰间的BP机尚未发出一连串的鸣叫,召唤他离去,我们就会聊上整整一个下午。
他总是提到过去。在他看来,我们曾经经历的两个时代并无太大的区别。也就是说,过去以一种隐晦的方式与未来相连。他举例说,过去显赫一时的造反司令部现在则变成了乡镇企业的办公室,严助理成了严经理,会计成了出纳……当然他还谈到了性。生活倘若不是受难的徒刑,就是一场没完没了的游戏,只不过,与少年时代相比,我们在游戏前预先就知道了其中奥妙而已。
他说起了许多年前的一次图画课:迟到的杨迎出现在操场上,立刻激起了我们恶作剧的欲望。我们解开各自的裤腰带,连成一条长长的棉绳,在两排课桌间的过道上设下绊索。杨迎背着的牛皮公文包令人联想到国民党军队的女谍报员,而她手里拎着的饭盆似乎藏有鸠山队长梦寐以求的密电码……当她被绳索绊倒,发出“哎呀”的叫声,身体前倾,额角在桌腿上碰出血印,当她张大了嘴巴环视教室,在人群发出的哄笑声中不知所措的时候,她的一切都是神秘的。
类似的情景我们不难看到。班上的每一个男生都在想出各种办法捉弄她:她站起来朗读课文,却发现辫子被人用图钉钉在了后排的课桌上;当她坐下的时候,板凳被人抽空,我们一次次看到她仰面摔倒。而在放学回家的路上,朱国良暗中伸出的一只脚就会将她掀翻在路边的稻田里……
“这是一个古怪而荒唐的逻辑,”刘胜利对我说,“我们一刻不停地折磨她,监视她,只不过是在向她表达眷恋……”
他甚至说,到了小学四年级,他过早地开始了手淫……在课堂上,他的眼睛始终离不开她耸起的肩胛,她光裸的手臂,辫子上的红绸布……只有一两次,他将目光投向班主任,当她转过身在黑板上写字,他就可以肆无忌惮地打量她军裤的皱褶……
假如杨迎不是猝然死去,很可能……他的脸红了,可我对他过于坦率的供述并不介意。
我在回忆往事的时候。总是无法摆脱这样一个错觉:杨迎的死去与我在火车上遇见韩冰发生在同一个时刻。而实际的情形是:杨迎去世后的第三年夏天,我才踏上了通向另一座城市的火车。
纠缠在这样一个错觉中,记忆受到了来自两个方向的压力。其一是杨迎的尸体。她的尸体被人从养殖场的粪池中打捞上来之后,一直停放在那座老房子的二楼。我们即使戴上厚厚的口罩,也无法阻隔扑鼻而来的臭味(我又想起了那朵幽暗的花朵,它和一方手绢一道别在她的胸前。由于花香的蛊惑,仿佛她本人就是这样一个香味的贮藏物。她是那么的喜爱洁净,最后却一头扎进了粪池,漂浮于粪便污物之上的是一双红色的塑料凉鞋)。
另一个压力来自火车的鸣叫。它喘息着冲破灰蒙蒙的雨帘,停靠在一个不知名的小站上。我看见韩冰嚼着口香糖,盘腿坐在靠椅上看书。她的父亲坐在靠窗的一侧,正用水果刀将一只柚子切开。
车厢内人声嘈杂,拥挤不堪。我一上车就将韩冰的一只鞋踢飞了。
“我的鞋……”她尖叫了一声,从座位上站起来,用书本敲打着我的脑袋,“我的鞋……你这个乡巴佬……”
她的话音里透有浓郁的北方口音,很好听。
火车重新启动后,我才在车厢的连接处找到了她的那只高跟鞋。由于人群的践踏,鞋跟与鞋帮已发生了无可挽回的分离……我把那只皮鞋递给她,并竭力向她证明:尽管它已被人踩得不成样子,但要修复它也不是不可能……而她的父亲,我未来的岳父,一个有着双层下巴的中年人,给了我肝部以有力的一击。我不禁弯下腰来,好像正低头在座位下寻找一件丢失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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