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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班上，有一个名叫胡惟丏的奇人。他的年龄比我们大个四五岁，好谶纬之术，落拓不羁，一副名士派头。“丐”这个字不算冷僻，老师在点名时常将它读成“丐”，从而引发哄堂大笑。因此，尽管这个人沉默寡言、独来独往，我们很早就注意到了他的存在。由于早早白了头发，班上的女生都叫他白头翁。他听说后似乎也不以为意，用《列子》中“不斑白，不知道”一类的古训来自我解嘲。博识通人邓海云为了卖弄学识，叫他怀特海（White head），实际上不过是白头翁的英文翻译，并无多少新意。
也有人叫他“蒙娜丽莎”的。开始我们都有些不明所指，可时间一长，就渐渐知道了这个绰号的奥妙所在。原来，胡惟丏不论何时，脸上总洋溢着一种既暧昧又神秘的笑容：雾非雾，花非花，似喜若嗔，似有若无。简单地来说，由于嘴型的特殊，他没法不笑，即便是生气的时候也是如此。久而久之，我们的心里都有了这样一个疑问：要是胡惟丏真的笑起来，那会是什么样子呢？可惜，一直等到毕业离校，我们都难得一见。
我们刚进大学的那会儿，七七、七八级的同学尚未离校。这些年龄比我们大上一倍的大哥、大嫂们，非常擅长于用傲慢和自负来打击我们脆弱的自信，他们常常主动造访我们的寝室，以长辈的口吻向我们传授他们的学习心得，不无戏谑地拨弄我们的脑袋，并亲热地称呼我们为“小赤佬”。从他们口中蹦出来的名词和术语，没有一个是我们能够明白的：什么普鲁塔克呀，什么澹台灭明呀，什么奥伏赫变呀，再有，就是什么“美是没有目的的，却是符合目的性的”等一类谁也听不懂的鬼话。到了晚上，这些名词和概念都变成了面目狰狞的鬼怪，伴着初秋的绵绵细雨让我们噩梦不断。他们大多插过队，当过知青。有人在省级文工团弹过琵琶，有人在云南思茅割过橡胶，有人在木兰围场的三北防护林种过树，有人在青海的果洛当过兽医，还有人据说是在殡仪馆当过焚尸工。他们当然不会将我们这些不谙世事的“小赤佬”放在眼里。可是他们对惟丏却另眼相看，十分敬慕，甚至多少还夹杂着一些谦卑，一度令我们大惑不解。
到了周末，高年级的同学常常会举办一些小型的学术沙龙。由于那个年代特有的政治氛围，也由于举办者的矜持和傲慢，沙龙带有隐秘的性质，并非人人都有资格参加。为了挤进这个学术圈子，我和邓海云合伙买了一条光荣牌香烟来贿赂主持人，才得以以一个端茶倒水的杂役的名分混迹其间。可惟丏就不一样了。他通常总是在聚会进行到一半的时候突然到场，静静地在某个角落里坐一会儿，不到结束往往就会提前离去。我记得他总是斜挎着一个洗得发白的旧书包，他来的时候有人会给他让座，走的时候讨论甚至会暂时中断。不过他总是笑眯眯地来，笑眯眯地离开，几乎从不发表个人意见。即便主持人出于对他的尊重，临时打断了某位同学不得要领的长篇大论，请惟丏“发表高见”，他也总是连连摆手，不置一词。
有一次，我记得他们是在讨论什么“双向同构”一类的问题，主持人恳请再三，与会者热烈鼓掌，惟丏这才红着脸站起身来，说了一通“胡话”。说来也奇怪，惟丏说出的每个字、每个句子，我都能听得懂，似乎无甚高明之处，可是把这些字词、这些句子连成一大段话，我立刻就不懂了，把脑子想穿了，也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意思。他在说话时，眼睛看着天花板，不时陷入停顿，有时声音低得让人听不见，大部分时间都在自言自语。好不容易等他说完，大家面面相觑，会场里鸦雀无声，似乎大多数人都没听懂。主持人当然是听懂了的，为了便于大家对惟丏提出的问题展开讨论，他用自己富有逻辑性的语言把惟丏刚才的发言又复述了一遍。
他还没说完，惟丏就情绪激动地站了起来，突兀地打断了他的话：“话是这么说，可我不是这个意思。”
这么一来，主持人立刻面红耳赤，有些下不来台了。但他毕竟见多识广，善于变通，立刻又改了口，将刚才的那一番话又反过来说了一遍，希望以此来取悦对方。
不料，胡惟丏再次站起身来，急道：“是这个意思，可话却不能那么说。”
话音刚落，大家全都笑了，主持人也只得讪讪地笑了笑，宣布散会。从这件事情上，也能够看出胡惟丏对人情世故全然不通的一面。从那以后，沙龙的时间、地点都改了，我们再也没有在周末的讨论会上见到过他。
惟丏虽是上海人，据说他的家学源于绩溪胡氏，而母系一族则是赫赫有名的钱塘杭氏。其学问来历斑斑可考。惟丏幼受庭训，于章、黄之学多有所窥，英文、德文皆有根底，加之博闻强记、过目成诵的天资，他在我们年级显得卓尔不群，就不难理解了。曾有好事者登门拜访他，问他的祖上与同出绩溪的胡适有什么瓜葛，惟丏也是微微颔首，未置可否。
做学问追及祖先出身，多少有点挟古人以自重的意思，为有学之士所不取。可当时在我们系里，确已蔚然成了风气。海云自称是漳州邓氏，曹尚全自称是泉州曹氏，而黄光辉自然就是莆田黄氏了——三人合称，则是“闽中三杰”。至于什么上虞罗氏、扬州汪氏、湖州窦氏更是不一而足，难以记述。我那时少不更事，自忖出身寒微，本想攀附一下“丹徒刘氏”，后来一查家谱，才知道自己的祖上与写《老残游记》的刘铁云八竿子也打不着，只得悻悻作罢。
惟丏开始还和我们一起上课，后来有些课他就不来了，最后就只剩下一门《训诂学》，可自从主讲这门课的唐教授不小心把“稼穑”读成“稼墙”之后，这门课他也不来了。老师们也不以为忤。不管他缺多少课，到了期末，只要他肯来参加考试，成绩一律全优。他几乎是十分自然地包揽了各类奖学金有限的名额。另外他每月还从《古文字诂林》编辑部领取九元的编辑补贴（在那个时代，九元钱几乎就是我们全部生活费的一半了）。那个年代还没什么人读研究生，不过据说汉语史专业的董教授和解教授为了争着让惟丏给自己当助手，最后闹得反目成仇，形同路人。此事听上去有些夸张，毕竟不知真假。
七七、七八级的同学离校后，我们发现校园里突然空寂了许多。我们的心里也是空落落的。七九、八〇级的学长们终于熬出了头，可他们对于讲座、报告会、学术沙龙一类的事没有什么特别的兴趣，倒是比较热衷于“黑灯舞会”（他们称之为“钓鱼”）之类的见不得人的勾当。我们班除了几个自甘堕落的女生之外，大都不屑于和他们往来。学习上有了疑难，我们就去找惟丏。他照例是来者不拒、有教无类，一时就有“小导师”之称。可惜好景不长，从第二个学年的下半学期开始，惟丏就不怎么在学校住了。有时一连几个月都见不到他的人影。久而久之，我们只有在学校图书馆的借记卡上发现他的名字时，才会猛然想起班上还有这么一个人。
我们寝室的魏挺据说会看相。据他说，惟丏看上去不像是尘世中人，不过是一个ghost，某个并不存在的事物所留下的一道魅影而已。他就像一片云，远远地飘过来，但还没下雨就飘走了。或者说，他是一滴朝露，只在黑暗中存活，一缕阳光就可以让他化迹于无形。用老魏的话来说，“这个人迟早会出事的”。我们都认为这是老魏出于对惟丏的妒忌而发出的恶毒的诅咒，并没有留意他的话中所可能暗含的真知灼见。
他的家住在静安寺附近一幢名为“漱石公寓”的花园洋房里。整栋洋房据说都是他们家的私产，五十年代被政府没收，“文革”后落实政策，只还给他们二楼的一个舞厅和一个化妆间。有人说，他们家那房子，袁克文曾住过三个月；也有人说，白崇禧在指挥上海战役时，曾在花园里亲手枪毙了一位临阵脱逃的少将副师长，因此那房子时常有闹鬼的传闻。
邓海云曾陪班长王燕去找惟丏算过命。至于她为何要专门去找人算命，胡惟丏又跟她说了什么，是否灵验，我们都不得而知。海云回来后也守口如瓶，只是提及惟丏用来打卦的那三枚“康熙通宝”是如何的锃光瓦亮。他说惟丏举止有点乖张，最近和几个搞奇门遁甲的异人过从甚密。什么是“异人”，我们所知甚少，对奇门遁甲的了解也仅限于《聊斋志异》中那个可怜道士的不成功法术。不过，他对于惟丏住处的描述则让我们大开眼界。他提到花园里的裸体天使雕像，提到一台老式唱机、一个锯短了腿的小木桌、停摆的挂钟，一名看上去多少有点阴鸷的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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