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篇小说《伤痕》写作于1978年，同年8月11日发表于《文汇报》。从那以后，“伤痕”就成了一个时代文学的主题，特别是在以“文化革命”为题材的小说写作里，这个主题无处不在，不但控制了所有的叙事和修辞，也控制了所有的情感和思考。今天回头再看，以“伤痕文学”命名这样一个文学运动，也算恰当。
《波动》初稿于1974年，定稿于1979年，并在《今天》第4—6期以连载的形式发表。无论从时间看，还是从内容看，这当然也是一部“写文革”的小说。可是，无论1979年时候的第一次阅读，还是多年以后的重新阅读，我从来都没有把《波动》看成是“伤痕文学”—尽管这部小说里也写了伤痕，内容里也有和其他以“文革”为题材的小说比较近似的地方，但我一直觉得，《波动》是和“伤痕文学”十分不同的另一种写作。
如果《波动》不是一般的伤痕写作，那它写的是什么？
我想从这部小说的故事说起—《波动》的主线是一个相当简单的爱情故事，主人公杨讯和肖凌偶然相遇，很快相爱，又很快分手，这无论在“文革”年代，还是在今天，都是很普通也很常见的故事，并无新意。但是，在《波动》的叙事里，这个简单的爱情故事被演绎得与众不同：两个人的遇合离分总是带有一种诗意的凄婉，这凄婉中又自始至终夹杂一种诗意的苦涩。
“你应该了解！”她提高了声调，声音中包含着一种深深的痛苦。我凝视着她。我忽然觉得，在阳光下她的头发渐渐白了。
沉默。
“够甜吗？”她忽然问。
“有点儿苦。”
她把糖罐推了过来。“自己加糖吧。”
“不用了，还是苦点儿好。”我说。
这是杨讯和肖凌第二次见面时候的一段对话。当时的场景，是肖凌在自己的简陋的小屋里请杨讯喝红茶，这本来应该是一个很温馨的时刻，但是两个人却不由自主地陷入沉默，沉默中，杨讯看着肖凌竟然产生了一种感觉：“在阳光下她的头发渐渐白了”。这样的感觉不仅很奇异，而且很凄惨。一般来说，爱情往往是一个很复杂的感情过程，一旦两个人陷入爱情的漩涡，忽喜忽悲，欲生欲死，产生什么样的微妙奇特的情感都是可能的，但是，一个人和自己爱慕的女孩见面不久，就产生了这样凄苦的情感，那绝不是好兆头，不仅预示着两个人的情感纠葛会困难重重，而且内容沉重。
跟随着杨讯和肖凌的爱情故事继续前行，我想读者多半都会对这种沉重有深刻的印象。可以说，他们的爱情从一开始就很艰难—肖凌第一次见到杨讯的时候，不但非常戒备，充满了敌意，甚至在背后的手里还拿着一把匕首。而且，随着故事的发展，肖凌的戒备和敌意一直存在，像一个无法根除的病灶，不时就会发作，让爱情一次次在破裂的边缘上受尽折磨，而那种诗意的凄婉和苦涩也就尽在其中。我们不能不问：肖凌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敌意？杨讯又为什么一定要在这敌意里寻找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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