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葛任事件中的一个重要人物,窦思忠的资料少得可怜。我只是在朱旭东所著的《田汗传略》中,见过他和田汗的一张合影。田汗骑在马上,窦站在马脸旁边,手里抓着马辔头。或许是由于马脸的映衬,照片上的窦思忠,脸型显得较短。他头发很长,还留着颊须,有点像猫科动物。这张照片拍于1936年的保安。据朱旭东说,他曾问田汗站在他身边的人是谁,田汗只是说:“他姓窦,《窦娥冤》的窦。”此外再无二话。也就是说,到目前为止,我们除了从白圣韬这里知道他是江苏常熟人以外,其本人的经历及家族背景,仍然无可稽考。
窦思忠一定是从田汗那里知道毕尔牧师的。我前面提到,曾在青埂传教的毕尔牧师,后来与埃利斯牧师合著有《东方的盛典》一书。毕尔牧师很博学,从古埃及《亡灵书》所描绘的香甜的饼饵,到《可兰经》所记载的天国里的四条河流,他都有研究。他对医药也有所涉猎。二战时,他与埃利斯牧师都参加了国际红十字会。据我的姑奶奶描述:“他又瘦又高,大脚板。我给他起过一个外号,叫穿天杨。他很温柔,轻声细语,像风从树荫下吹过。”
下面一段文字,就选自《东方的盛典》。它记叙了葛任和田汗幼年时期的一些生活片断。有一点需要说明,文中提到的“葛尚仁”,是葛任童年时代用过的名字:
我在1898年,即中国的戊戌年到达青埂山。青埂山并不单指一座山,其幅员相当于欧洲一个小国。就在这一年,清政府颁布了《地方官接待教士章程》。因为这个章程,我被当地人称为洋州县。我来这里之前,主持教堂事务的是埃利斯(Revd W.Ellis)牧师。青埂教堂,始建于明代万历十七年。它给我留下的印象是美好的。我现在还能回忆起那些用砖块铺就的小径,柱子顶端的鎏金花纹,堂内悬挂的耶稣受难图,以及祭台上的圣母像。不幸的是,它们后来都被捣毁了。
在青埂山,我和埃利斯牧师共同创办了一个育婴堂。我们所收的第一个孩子,是一个被弃的女婴。她是我们从济河边捡回来的。许多年后,我才知道葛尚仁就是她的同胞兄弟。葛尚仁后来也来到了育婴堂。那时候,他其实已经是一个少年了。葛尚仁非常聪慧,眼眸有如露珠。其名字本身就显示了对中国宗教的某种态度——“仁”是孔教的一个重要概念,“尚”也是孔子学说中经常出现的一个词。他的母亲是一个聪慧的女人,但她死得很早。母亲死后不久,他的祖父也死去了。关于他祖父的死,有一件事颇值得一叙。他的祖父有一只名叫咪咪的猫。他用它的皮毛来揩拭烟枪,也用它的眼睛来确定时辰。据说猫的眼睛会随着时间的改变而发生相应的变化。比如,当猫的瞳孔变得像鼠毛那样细,并垂直穿过眼睛时,人们便可以知道那已是正午时分了。这位老人对咪咪的爱甚至超过了对孙子的爱——他可以把自己的袖笼当做咪咪的卧室。据说为了不打扰它的睡眠,他甚至割断过自己的袖袍。但是在中国,爱往往会带来灾难!那只名叫咪咪的猫就是爱的殉葬品。他死之前,将咪咪杀死了,并将咪咪熬成了一锅汤喝了下去。他一定认为那是对猫最好的爱。由于那只猫曾经充当时钟的角色,我们便有理由认为,他是把自己的死当成了历史的终结。
葛尚仁在育婴堂里最好的朋友,名叫田聪。收到育婴堂的男孩,都已父母双亡,田聪也不例外。他的叔父名叫田三虎,对他未尽抚养之责。许多年后,无父无母的田聪,成了一名将军,那时他的名字已经改为田汗。由“聪明”的“聪”改为“流汗”的“汗”,虽是一字之差,但说明他已经深入到了中国哲学的内核。中国人反对自作聪明,而提倡吃苦耐劳。我记忆中的田聪,聪明、好动却有点害羞。我现在还记得有关他的一个场景。一次我带着葛尚仁从外地回来,走进院子的时候,孩子们正在玩沙。一个女孩走近了葛尚仁,并将一撮细沙放到了葛尚仁的手心——在薄暮中,细沙是一种耀眼的金黄色。这时,田聪也过来了。他扬起沙尘,从沙顶冲下来,一直冲到葛尚仁面前,由于止不住脚步,他突然摔倒在地,头上磕了一个大包。看到我站在一边,他为自己的摔倒害羞了起来,像个女孩似的,满脸通红。
一想起葛尚仁和田汗,我的记忆就会停留在一个飘雪的冬天。我记得他们常常在门外的积雪中祷告,担心积雪把他们的亲人埋得太深,离他们更远。我曾经和两个孩子一起去过郊外的墓地。他们依照中国习俗在那里烧掉了一些纸钱,据说这样一来那些纸钱就可以成为流通的冥币。田聪找不到他亲人的墓地,但葛尚仁找到了。他双膝跪地,低声哭泣。记忆中另外的一天,风向变了,积雪消融的季节来临了。我又陪着他们来到了墓地。他们再次祷告,祈求亲人可以进入天国。一个小女孩也和我们一起来到了墓地。如前所述,她和葛尚仁是同胞兄妹,只是他们本人并不知情。此时,她和葛尚仁一样悲伤。她咬着嘴唇默默无语,眼神清澈明净如同一条小溪。她这是第一次到墓地来,对那里的景象感到陌生。我现在还能回忆墓地里的情形:那里的潮湿与晦暗,那些被积雪压断的枯树的枝丫,以及落在地上已经发黑的植物果穗。那一切,多么像我给孩子们看的《圣经》插图里的景象,那些经年的老藤,使人想起图中摩西手里那根镌刻着埃及雕饰的权杖。我以此安慰两个孩子:既然这里的一切和《圣经》的插图如此相似,那么他们的亲人一定已经到了天国。
在青埂山的传教,并不像别人想的那么容易。好在我和埃利斯可以从孩子们的成长中得到安慰。我想说的是,许多中国人和真理的关系,和他们的家庭结构相仿,常常是一夫多妻式的。也就是说,皈依我主耶稣,许多时候就像在信仰上再纳一个小妾。对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来说,天国不是在心中,而是在身边,在身边的那些饼饵、麦酒和牛乳上面。我后来不再传教,只是教孩子们识字,学习语法,也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我想,对那些可爱的孩子们来说,知识就是为他们的身体预备的饼饵,为他们的喉咙预备的凉水,为他们的鼻孔预备的甜蜜的清风。而我知足了,我知道这就是天国的含义。
我并不知道,在天国显现的同时,一个难处发生了。一个棋子的偶然滑落,常会导致满盘皆输,灾难的发生往往会和一个小小的细节有关。当育婴堂的一个女孩光脚在细沙中跑过的时候,由细嫩的脚趾带起来的沙粒,竟演变成了一场沙暴,并最终迫使我和埃利斯牧师远走他乡。
毕尔收师所说的“沙暴”,只是一个比喻。它就是窦思忠提到的“反洋教运动”。田三虎确实是这场运动的领袖。毕尔说他是田汗的叔父,不够准确。他其实只是田汗的远房叔父,已出五服。那场“沙暴”确实与一个女孩子的脚丫子有关,因为她未曾缠脚,长着一双天足。当时,人们把女人的天足戏称为小船。育婴堂里,除了我的姑奶奶,还有四五个女孩子。夏天来临的时候,她们和男孩子一样,常常光脚在院子里走。每当外人看见她们的天足,就会有人喊:丑死了,丑死了,那么大的小船。
育婴堂的孩子,虽是孤儿,但他们的族亲并没有死绝。所以,最初的争端就发生在传教士和那些族亲之间。虽然族亲们当初不愿领养孤儿,但这并不等于他们可以容忍女人的天足。他们要求毕尔和埃利斯为此做出赔偿:长着天足,一辈子都给毁掉了,让你们这些洋州县做点赔偿,已经是额外开恩了。不赔偿也行,要允许他们把人带走,亡羊补牢,慢慢调教。那年我去青埂山,还听到一些关于反洋教运动的传说。当时的族亲们有个打算,就是让女孩回家干几年力气活,然后再把她们嫁出去。考虑到大脚女人不容易出嫁,他们只好提前想出另外一个办法,就是把她们卖给青楼。唉,反正那些嫖客都是些贱坯子,只配睡些大脚女人。
一边是百姓捶着门要人,一边是洋州县关着门不放人,事情就闹大了。关键时刻,还得田三虎拍马赶来,主持正义。最新修订出版的《青埂方志》(1995年)还提到了此事,里面的文章引自《红旗漫卷西风》(1968年出版)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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