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布的显微镜来自康有为。光绪十年(1884年),一位传教士送给康有为一只显微镜。据《康南海自编年谱》(中华书局,1年版)记载,康有为从那只显微镜上面,悟出了一个“齐同”思想:“因显微镜之万数千倍者,视虱如轮,见蚁如象,而悟大小齐同之理;因电机光线一秒数十万里,而悟久速齐同之理。”康有为还曾把这个显微镜借给谭嗣同赏玩。据《谭嗣同全集》(中华书局,1988年版)记载,谭嗣同看后有些不以为然,他认为,洋人以仪器获得的知识,如“行星皆为地球,某星以若干日为一岁,及微尘世界及一滴水有微虫万计等,佛书皆已言之”。他把这个显微镜又还给了康有为。
戊戌政变失败以后,谭嗣同死了,康有为跑了。正如我们所知道的,当时追随康有为逃跑的,还有葛存道——由此可见,宗布与葛存道也是相识的,但有关他们的交往,至今却无多少文字记载——在逃亡日本之前,康有为送给追随者宗布的纪念品,就是显微镜。为什么要送这么一个玩意儿?对此宗布自有他的理解。在《半生缘》一书中,黄济世写到了宗布说过的一段话:
宗先生说,起初他亦不以为然,想它与眼镜无甚两样,一则皆是玻璃,二则单是看得清楚一些罢了。可南海先生开导他,戴眼镜看到的是原本就有的;显微镜却是无中生有,本来看不到的,如今看到了。宗先生说,他渐渐悟到,南海先生是借显微镜说理,以尽督责之职:值此新旧蜕嬗之际,纷纭错综之时,要见微知著,看到终有富贵荣显、身泰名遂之日。
既然意义如此重大,宗布自然会奉若神明,走哪带哪。康有为逃走之后不久,宗布也跑了,经香港逃往法国。我们可以想象,在他的行囊中,那只显微镜是少不了的。身在异乡,他又给那只显微镜附加了新的含义。黄济世先生接着写道:
宗先生说,流亡途中,他时时带着显微镜。它虽为洋货,然此刻却维系着他与故国,寄寓着他对故国之赤子深情。
有意思的是,宗布逃亡法国的时候,与胡安刚好乘坐了同一艘邮轮。在香港上船时,他们还互不认识。后来,因为一个偶然事件,他们相识了。安东尼·斯威特在《绝色》一书中,引用了宗布写给黄济世的一封信,信中提到了他与胡安相识的经过。我没能看到这封信的原件,下面这段文字是我从《绝色》一书中转移过来的:
邮轮驶进南中国海时,台风大作,船几乎翻掉。有几个人说,一旦翻了船,他们就开枪自杀,因为不愿意活活地给鲨鱼吃掉。台风过去了,果然有一个人死掉了,是一个老人,不过并非自杀而死,而是被船给颠死的。依海上的习惯,人死之后只能喂鱼。在参加那名乘客的葬礼时,我和一个来自中国的年轻人站在一起。他姓胡,来自杭州。他说,他眼睁睁地看见那个人脸色变白,抽搐而死。当尸体旋转着飘向海面的时候,我的心揪紧了,因为我想到了自己有一天也会死去。姓胡的却说,他死的时候,就愿意这样融入波涛。姓胡的什么都好奇,新加坡的凄凉他喜欢,锡兰的大象、眼镜蛇和魔术师他喜欢,他还喜欢上了一个僧伽罗女人养的猴子。看了我的显微镜,他更是爱不释手。在印度的时候,我看上了一个玩蛇的印度女人。他说,他愿意把那个印度女人和她的蛇买下来送给我,换取我的显微镜。我没有同意,因为我担心一年以后,在印度的某片椰树林里,会有一个靠玩蛇过活的小宗布。
这封信,似乎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1915年,宗布拿出那个显微镜,大概是要借此重温他和胡安的友谊,而不可能像阿庆所说的那样,是为了匀引冰莹。但有一点,阿庆并没有说错——几天之后,宗布便来到了杭州。他此次来杭,一是要和胡安叙旧,二是要取回他的宝物显微镜。照阿庆的说法,那个显微镜是被冰莹打碎的。但据冰莹说,它是被阿庆打碎的。在《绝色》一书中,安东尼·斯威特写下了冰莹对此事的回忆:
他(宗布)来杭州时,他送给我玩的那个显微镜已经成了碎片。有一天早晨,我和阿庆正拿它照蚂蚁,邮差送来了一封信,是葛任的信。我躲到后花园里读信时,突然听到阿庆哭了起来。我跑过去才知道,阿庆跟着蚂蚁上了树,一头栽了下来。他(宗布)来杭州时,我吓得要命,先是躲着他,后来就陪着他在杭州游玩。他会讲一些法语,这引起了我对童年生活的回忆,依稀有一种他乡遇故知的感受。不,他那时很规矩,还没有对我动手动脚。当他问到那面显微镜时,我说了谎,说不知道把它放到了何处。我没有把阿庆供出来,因为阿庆已经惊慌失措,像一只丧家之犬。我请他(宗布)放心,总有一天,它会像钥匙一样自己跑出来的。他当时说,一定是我父亲把它藏了起来,自己玩去了,等我的父亲玩够了,他会再来取的。多天之后,他果然又来了。我的父亲说,一定再买一个显微镜送给他,可他似乎并不高兴。他说,再好的显微镜,都比不上他原来的那个破玩意儿。你看,他这不是强人所难吗?
我再次见他,是在张勋复辟之前。他就住在我家里。后来因为张勋复辟未遂,他开始东躲西藏。那时候,为掩人耳目,每次出去他都让我扮做他的女儿。起初,我只是觉得好玩,但后来一切都变了样……
宗布再次来杭,有任务在身:受康有为之命,与当地军人接触,共谋支持张勋,以实现溥仪复位,谋取君主立宪制。在杭州期间,他除了为国家大事操心,还爱上了扮做自己女儿的冰莹。这期间,宗布给冰莹写了很多情书,称冰莹为“梦珂”。珂者,或为似玉的美石,或为马勒上的饰品。如果取第二义,那么“珂”就是马的代称了。有人就此认为,宗布其实是把冰莹当成了自己的同志。但安东尼·斯威特指出,梦珂其实是mon coeur(法语:我的心)的音译。
1917年7月,张勋的闹剧结束了,宗布遭到了当地军人的通缉。他带着冰莹逃到了上海,藏在他的朋友黄济世家中。黄济世在《半生缘》中写到过此事:
辫帅(张勋)失败,逃至荷兰公馆。南海先生则是逃至美国使馆,静静翻阅儒家的经典《春秋》。宗布先生则回到了上海……他带回来一个少女,是胡安的千金,如月份牌广告走下来的,美艳迷人,言语间侧着头,佯嗔薄怒。他们无疑是同居了。那时上海的富户豪家,向以童女侍奉为荣,视之为饮食中的芽茶乳猪。恰如《西游记》中的魔王,吃人须为童男童女。宗先生却属另类,于胡女言听计从。胡女薄怒时,他便如临大敌,百般讨乖,令人匪夷所思。依吾之愚见,他并非爱她,他爱的是他往昔的痛苦、失去的青春,而她便是映照他痛苦与青春的铜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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