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奔葛任去的。要剪彩的希望小学，跟葛任有关嘛。现在的小学，是日本人建的，他叫川井。他是日美龟式会社的老板，在日本，龟式会社仅次于株式会社，是跟美国人合作的大财团。这次，他也要去。日本人死脑筋，当初非要强调建的是“葛任小学”。我提醒他，不要带“葛任”二字，不然我就不去剪彩了。他打破沙锅问到底，非要问为什么。给老外讲中国国情，等于对牛弹琴。OK，那就只好跟他玩虚的了。我就给他说，葛任给我托了梦，在梦中告诉我的。我这么一说，鬼子只好败退了。
川井的心事我懂，无非是想纪念葛任嘛。许多年前，我和葛任在日本留学时，在他家里住过。那会儿我们刚到东京，在东亚高等预备学校补习日语，由于学校床铺不够，就在他们家里借宿。当时，同住的还有一位中国留学生，名叫黄炎。这个人后来在延安办过报纸，现在以探亲的名义去了美国。也真有他的，革命了一辈子，老了老了，却投入了资本主义怀抱。他跟我相反。我是在资本主义国家待了半辈子，老了老了，又回到了社会主义怀抱。嗨，我们永远是两股道上跑的车。
OK，那个没出息的家伙，咱就不说他了，还来说川井。小日本小日本，川井一家人的个子却不低。川井的哥哥叫川田，比我和葛任大五六岁。川井呢，又比我和葛任小五六岁。他们家有幢小阁楼，前面是个小院子，我们住在二楼，拉开窗子就可以看到院子里的蚕豆花。川田、川井的母亲，年轻时是个美人，老了老了还很有风韵。她穿着木屐在院子里走，就像敲木鱼。她喜欢支那文化，让儿女跟我们学汉字。川井的妹妹叫代子，那年只有六七岁，白白净净的，就像个小瓷人。当时我们和平共处，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为中日友好写下了一笔。好多中国人都来过那个院子，最有名的就是陈独秀。他曾经问过川田，在院子里种蚕豆，收成可好？川田说，种蚕豆不是为了吃，是为了治病，蚕豆花泡水可治高血压。他母亲就有高血压，喝了蚕豆花水，很灵验。来日本前，我只知道蚕豆利胃，也利脏腑，不知道它的花还能治病。处处留心皆学问啊。
真要说起来，我后来改学法律，还是受了川井的哥哥川田的影响。刚去的时候，我也是学医。到日本去的人，十有八九想学医。我的祖父和父亲都是中医，按说我学医是顺理成章。可川田对我说，当医生最没劲了，每天见的人都残缺不全。若是牙科医生，那就每天都有人对你龇牙咧嘴。若是骨科医生，那你每天见到的都是缺胳膊断腿。若是妇科医生，那你这辈子就算完了，整天在女人的大腿根忙来忙去。小姐别笑，实事求是，他真是这么说的。他问我，你说说这种职业还有什么干头？当头一瓢凉水，泼得我分不清东西南北。我就去征求葛任的意见，可葛任的意见与川田基本相同。他说，门里出身，自会三分，你已经掌握了不少医学知识，何不再学一门新知识呢，中国需要法律人才，你干吗不学法律呢。我想，OK！要以法治国嘛，以后搞改革开放，也需要法律人才嘛。就这样，我改学了法律。葛任呢，还是搞他的医学，业余时间写东西。什么东西？诗歌。他喜欢写诗。当时，他写了一首诗，叫《蚕豆花》，写的就是院子里的那些花。“五四”的时候，葛任又重写了这首诗，还换了个名字，叫什么《谁曾经是我》。你就是你嘛，偏要说什么谁曾经是你。可正因为它有点别扭，我才记得这么牢靠。
川田曾是藤野先生的弟子，他工作的医院在京都，但这个人屁股尖，坐不稳，常常跑回来跟我们一起玩。他是个美食家，经常带我们下馆子。我们常去的那家餐馆叫喜之郎，在东京鞠町区的平河町。陈独秀也常去。川井就更不用说了，小孩子都是人来疯，你去哪他就跟去哪。那里的豆腐做得不错，葛任最喜欢吃那里的豆腐。有一次，我，葛任，陈独秀，川田兄弟，还在那里留了个影。再后来，一传十，十传百，好多留学生都到那里吃过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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