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老看到的那份材料，就是朱旭东后来整理发表的《与田汗将军拉家常》中的一篇：
每当我提到赵耀庆，田将军就说他记不清。可是这一次，田大人自己说漏了。他说：“冰莹是我派人送走的。那人叫阿庆。”我故意逗他，是不是《沙家浜》里的阿庆。他说不是，是另一个阿庆。后来，他就说开了。他说：“有一天晚上，我正在洗脚，那小子一溜小跑来向我请假，说葛任让他送冰莹离开苏区，他不能不去。这事葛任已经同我商量过了。当时‘左’倾路线错误很严重，冰莹要是不走，不光她有危险，还会连累葛任。我让阿庆不要声张，从哪里来还到哪里去，先照葛任说的办。他担心路上会被白狗子（白匪）俘虏。我就说，当了俘虏，照样可以为党工作嘛。他迷迷瞪瞪地看着我，我说，这就相当于换了个工作岗位。一定要向雷锋同志学习，干一行，爱一行，永做革命的螺丝钉。我交代他，要是被俘了，可以向敌人报告造币厂藏在哪条沟里。要实事求是，不要说假话。这样一来，敌人就会信任你，把你当成座上宾，你也就顺利打入了敌人内部。他扑通一声跪到地上，连说不敢。我摸着他的后脑勺，说，看你那副熊样，起来！造币厂已经废了，闲着也是闲着，正好送给白狗子。如果白狗子也用它来制造假币，那正好可以扰乱国民党的金融秩序，这比尖刀插进他们的胸膛还要厉害。那小子一听，扑哧一声笑了。他比猴都精，把事情办得天衣无缝。当然，这也跟戴笠有关系。他跟戴笠是老乡。国民党反动派向来很庸俗，讲究什么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不讲原则。后来的许多情报，都是阿庆捎过来的。后来，他突然失踪了。再后来，听说他到了河南，‘文革’期间还吃了不少苦头。这没什么，甘蔗没有两头甜嘛。当初，我们在前线打仗，你却在重庆享福。享够了福，现在受点苦，也算是扯平了。我还听说他有情绪。怎么，还想跟人民讲价钱不成？听说他最后跳了井，死就死了，还要弄脏一口井，真不像话。”
当我问到葛任是否知道阿庆的投降是有预谋的时候，田大人手一挥说：“你应该去问他本人，我又不是他肚里的蛔虫。”他说得轻巧。我去哪里问呢？众所周知，葛任早在几十年前，就战死在二里岗了。
留在大埔的冰莹，还在苦苦等待着范继槐和阿庆。她后来对安东尼·斯威特说，大埔外面有架山，名叫敬贤山。有人告诉她，从敬贤山的山谷，可以走到凤凰谷。她常常站在山谷之中，望眼欲穿，等待着女儿的出现。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她的绝望也就一点点加深。她以为自己再也见不到女儿了。事实上，不光蚕豆见不到了，肚子里的孩子她也见不到了。安东尼·斯威特在《绝色》中，引用冰莹自己的话写道：
转眼间，父亲已死去三个礼拜了。中国人称之为“三七”，是祭奠亲人亡灵的一个日子，我便在敬贤山下焚香祭父。那时候，烟雾缭绕之中，我好像听到了女儿的啼哭，看到了葛任面对女儿手足无措的样子。那时，我就担心再也见不到葛任了。我哭了。这时，我突然看到那个老乡站在我身后。他说，有人找我。我以为是范继槐和阿庆，就问是否还有一个孩子。他说没有。来人是我们剧团的一名成员，他也曾在《无论如何要胜利》中演过白匪。他告诉我，范继槐和阿庆已经被政府招安了。我问他是怎么知道的，他说范继槐和阿庆已经带人进苏区搜山，骑着高头大马，手上戴着白手套，腰间别着短枪。我问到蚕豆，他却一点也不知情。我往最美好的地方想一象，想象葛任已经带着蚕豆安全转移了。但从那一天起，悲伤和恐惧就攫住了我的心。大约两三天之后，我流产了。既然葛任喜欢女孩子，我想，那一定是个女婴。从此，我对葛任一直怀着无法偿清的歉疚。但世界对我的折磨到此还没有结束。一年以后，我从一个从陕北过来的朋友那里得知，他见到了葛任，却并没有见到蚕豆。我的眼前顿呈黑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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