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金戈走出监狱时已经是1975年了,从1950年被捕算起,他在监狱里整整度过了二十五年,这一年他五十五岁。
他还记得被捕的那天,是全城统一行动的,抓捕对象是旧政权的军、警、宪、特人员。其实“肃反”运动刚刚开始时,徐金戈就知道自己在劫难逃,就凭他保密局中校军官的身份,再加上中共地下党员罗梦云的死和他有直接的关系,共产党不会轻饶他。从被捕的那一刻起,徐金戈就认命了。干特工这行一般都没什么好下场,当年他的助手叶兆明是多么优秀的一个人才,英俊潇洒,勇气过人,接受过严格的特工训练,当年特训班的业务尖子,精通四国语言,不少上流社会的女人一见叶兆明便不可救药地爱上了他。这样一个优秀的特工,才执行过两次任务就丢了性命,真是可惜,他就是这个命,而徐金戈这条命又何尝不是捡来的?能活到今天已经是白赚了,徐金戈知足。
多亏了方景林,如果不是他为徐金戈做证,徐金戈活不过“肃反”这一关。应该承认,方景林还是很念旧情的,为了使徐金戈能免于死刑,他做了不少工作,最终他提出的三点理由引起了办案人员的重视:第一,徐金戈在抗日战争中做了一些对国家和民族有益的事;第二,在中共地下党员方景林身份暴露的情况下,徐金戈没有采取行动,从某种意义上说,挽救了方景林的生命;还有一点,徐金戈在北平尚未解放时主动与中共北平城工部联系,按政策应算起义人员,对北平的和平解放有一定的贡献。
办案人员承认了前两点理由,否决了第三点,他们认为,徐金戈的起义是被迫的,当时解放军大兵压境,国民党军如惊弓之鸟,他徐金戈不起义就只有死路一条,这算不上什么贡献,反而有投机革命之嫌。
徐金戈最终被从宽判处了无期徒刑,一条命算是保了下来,在当时那种形势下,方景林为徐金戈已经尽了最大努力,对此,徐金戈是领情的。
徐金戈在监狱中度过了漫长的二十五年。1959年,国家宣布对部分前国民党战犯实行特赦,监狱里的原国民党军政人员无不欣喜若狂,奔走相告,谁知这次特赦并不包括原国民党中下级官员,只是在原国军高级将领中选择了部分确有认罪表现的人实施特赦。大家空喜欢一场,免不了要发些牢骚。
“照理说,官儿越大罪过越大,怎么把大官儿倒放了,官儿小的就该把牢底坐穿?”
监狱管教人员也向大家做工作:“别着急,以后还会有第二批、第三批,这不是刚刚开始吗?只要你们改造得好,人人都有机会。”
囚犯们终于安下心来,继续改造,等着吧,总有一天会轮到我们的。这一等又是七年,到了1966年“文革”开始,大家谁也不盼着出狱了。事情是明摆着的,外边已经闹翻了天,到处在抄家打人,别说是他们这些真正的“五类分子”,就是共产党的高官、大学教授、京剧名角、艺术家,大部分也被打翻在地。这时囚犯们才擦着冷汗庆幸道:“老天爷,还是共产党心疼咱,要是五九年就把弟兄们‘赦’出去,这会儿恐怕是死无葬身之地喽,还是监狱好,简直是个保险箱,得,这辈子哪儿也不去了,打死也不出去了,就在监狱里养老吧。”
徐金戈父母死得早,在外面没有任何亲属,他早已心如古井,对自己的未来不抱任何希望,也从来不做重返社会的美梦,在漫长的二十五年监狱生活中,他有很多次机会越狱逃走。那时他还年轻,凭他受过的训练,逃出这座监狱似乎不算难事,但他放弃了这些机会,逃出去了又怎么样?偌大的一个中国,哪里不是共产党的天下?就算你有天大的本事,最终逃到了台湾又怎么样?国民党会如何对待这个“投敌”人员?就是徐金戈自己也早对国民党政权失去了信心,他厌恶这个政权。
1975年,根据人大常委会决议,国家决定释放全部在押原国民党县团级军政人员,徐金戈正好够上线,他在原国军中军衔为中校,理所当然属于“县团级”。
徐金戈出狱时,全国正在“批林批孔”,报纸上总是出现一些佶屈聱牙的古文,不是桓宽的《盐铁论》,就是什么“商鞅变法”“西门豹”之类的字词,让文化不高的老百姓们看得一头雾水。其实,这是几个文人出身的大人物在玩借古说今的把戏,想整倒政敌却不能明说,就拿古人说事儿,先造舆论,从外围入手,由表及里,在理论上做文章,把对手搞得半夜做噩梦,惶惶不可终日,这才发出致命一击,让政敌在猝不及防中翻身落马。这招数是“文革”中大人物们常用的手段,用多了就变成一种固定模式,连贩夫走卒都知道,一旦报纸上出现什么古文,肯定是什么人要倒霉了。
徐金戈由统战部门安排了工作,考虑到他少年时读过旧式私塾,自然熟悉古文,他被安排到区文化馆“工农兵学哲学小组”任古文翻译,工作还算清闲。
一日徐金戈路过前门大街路东的鲜鱼口,他记忆中当年鲜鱼口里有个老字号的兴华池澡堂,早年他曾在这个澡堂洗过澡,算起来得有三十年了,徐金戈决定进去看看那个记忆中的老澡堂还在不在。
在老北京城,鲜鱼口很有名。当初运河曾流经于此,这里是一个漕运码头,贩卖鲜鱼的地方,所以叫作鲜鱼口。离这不远处有叫三里河、水道子的地方,就证明了这一点。凡有水的地方,都曾经是兴旺之地,当时鲜鱼口的名声比对面的大栅栏还要响亮。
徐金戈记得当年鲜鱼口最热闹的地方是个小小的十字路口,路北依次是专卖炒肝的天兴居、兴华池澡堂、便宜坊烤鸭店、天成斋鞋店,路南依次是联友照相馆、黑猴百货店和马聚源帽店。这都是他当年常去的地方。天成斋做的双脸布鞋,足青布面,全包鞋底,前面两条皮脸,好看结实也不贵。黑猴百货店里卖的是针头线脑,门前有个楠木做的黑猴捧着金元宝笑脸迎客,再往前走一点就是华乐戏院、正明斋饽饽铺和长春堂药店。
徐金戈记得抗战胜利那年,他陪乔家才站长在华乐戏院看过京戏《挑滑车》……眼前的一切都已残破不堪,当年的华乐戏院倒是还在,名字却改成了“大众剧院”,幸好兴华池澡堂还没有拆,居然还在营业,徐金戈走进澡堂买了张澡票。这是个星期一的下午,澡堂里顾客很少,他冲了淋浴便在卧榻上躺了下来,不一会儿就迷迷糊糊睡着了。也不知睡了多久,他被一阵喧哗声吵醒。徐金戈抬起头看了看,见存衣柜的另一侧有几个老人在大声说笑,这些老人看样子都有六七十岁了,从他们在公共场所肆无忌惮大声吵闹的行为上看,应该属于底层的体力劳动者。徐金戈翻了个身,想再睡一会儿却睡不着了,这几个老人的嗓门实在太大,他们好像在议论“文革”中的一些事。
“我说,满世地抄家那年应该算民国多少年呀?我一算这个就犯晕,脑袋里老想着民国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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