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母早就去世了。他们给我们兄妹在小城里留下一套房子，我和妹妹住在这套旧房子里挺安稳的。白天我在街道的螺丝厂上班，妹妹在外面捡些破布头啦，碎玻璃啦，橘子皮啦之类的废品垃圾去卖，日子倒也混得下去。可是前不久发生了一些问题。先是妹妹小三捡回一把旧铜壶，我们还用那铜壶烧了几天开水。没想到铜壶的主人很快就上门了。她是一个老婆婆，我在我们小城里从未见过她。她进了屋，在桌边坐下，然后拿出她的证件给我们看。
证件上写着她叫刘淑娥，是乌蓬乡的农民。她说我们烧水的铜壶的手把上刻得有她的名字。我拿出铜壶一检查，是真的。但是她并不是来要回铜壶的，她说她是螺丝厂的领导派来照顾我们兄妹的生活的。她还说了一个领导的名字，说得蛮顺口的。那么铜壶是怎么回事呢？铜壶归铜壶，不要去管它了。现在的麻烦是这个乡下妇人要住到我们家里来了。
妹妹噘着个嘴，在老婆婆的身后砸烂了一个酒瓶以示抗议。但这个刘淑娥根本就不在乎她的抗议，她是那种倚老卖老的类型。我考虑的是一些实际问题。现在我同妹妹的生活只能勉强维持，她来了拿什么给她吃呢？领导怎么连这一点都没考虑到呢？如果现在赶她出门吧，我又担心丢了螺丝厂的工作。我这个做哥哥的是家里的家长，可不能轻举妄动啊。我决定第二天去厂里探探风声再说。
刘淑娥当天就在我们家住下了。她倒也不讲究。就从什么地方背来一床草荐放在客厅角上，再在上头铺床破毯子就睡下了。我知道她夜里睡得很不好，同什么人吵架，口里发出含含糊糊的声音，像是很愤怒。
第二天我走进办公室，两位厂长客气地招呼我坐下。我眼睛看着地板，吞吞吐吐地提起刘淑娥的事。他们的反应很怪，既不像知情人，又不像不知情。后来他们就称赞我“做得对”。我提出生活费的事，鼓起勇气诉说了我的困难。
“你不要急，”刘厂长安慰我说，“这种事厂里会有考虑的。你刚才说的事引发了我的思考，像这种助人为乐的老人在我们社会里应该获得什么样的地位呢？”
“我也在想这个问题。”曾副厂长附和道。
由于他俩都在考虑刘淑娥的地位问题，我觉得不便打扰，就出来了。出来之后我又很后悔。为什么我进去时不首先提出我的疑问让他们来解答呢？尤其是关于那把铜壶。我傻乎乎地将事情从头讲起，他们一定以为我只不过是作为职工向厂里报告情况罢了，这样他们也不认为自己有义务来帮我解决问题了。不过现在再要赶走刘淑娥已经迟了，领导已知道这事，而且表态说“厂里会有安排的”。如果我和妹妹赶走这名“助人为乐的老人”，我在厂里的工作也没有了。
我越想越心烦，结果上班时出了好几个废品，受到班长严厉批评，还要扣发工资。下班走出车间时，我觉得自己简直没脸见人了。
我妹妹小三没有到市场去买菜，她要袖手旁观，看看这个老婆婆在我们家里吃什么东西。刘淑娥并不慌，她中午到街上吃了碗面就回来了，大概晚饭也准备如此打发。看来她身上是有钱的，只是不给我们用罢了。她也不帮我们做家务，她坐在她的草荐上，戴上老花镜，拿出一本农历书来翻阅。我很看不惯她那种样子，她认得字，这没什么了不得的。好在她也不来找我们聊天什么的，所以尽管讨厌，还可以忍耐。看样子她也不爱聊天。
白天我上班去了，不知道她在家里干些什么。据妹妹说，她什么都不干，就坐在那里看她的历书。中午时分，来了个女人，是她侄媳妇，一来就哭哭啼啼的，诉完了一肚子委屈后又要在她这里住下。她满口应承，就好像这里是她的家一样。后来她居然叫侄媳妇去街上端了三碗面回来，把我妹妹也叫到一起吃了中饭。到了下午，刘淑娥又亲自带了侄媳妇去菜场买菜，买回又让侄媳妇做好。我一回家就看到一桌饭菜摆好了。妹妹对我说，以后她就天天这样干，让这个老家伙出钱买吃的。
那侄媳妇就同刘淑娥挤在草荐上睡。但新来的女人是个不安分的人，夜里拳打脚踢的，不时还尖叫几声。早上我一看，客厅变成了牛栏屋，草荐被扯烂了，稻草东一团西一堆的，而那位刘淑娥还没醒，就蜷缩着身子睡在水泥地上打鼾。
那女人从厕所里走出来，看着窗外愤愤地说道：
“在这种地方过日子实在受不了。毒蚊子啦，苍蝇啦，时时刻刻要人命。喂，小伙子，你死守在这栋房子里干吗？还不如去乡下，清清静静的。”
“你们乡下才有毒蚊子和苍蝇呢！”我反驳她道。
她哈哈大笑起来。这一笑，就把刘淑娥吵醒了。刘淑娥揉了一把老眼，从地上站起来。她问侄媳妇她的老花镜哪里去了（大约她又想摆格了吧）。侄媳妇跪在地上，在稻草里头扒拉了半天才找出那副老花镜。
我看着满屋狼藉，忍不住对刘淑娥说：
“你侄媳妇说还不如回乡下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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