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幼林在院子里东张西望了一番，无法判断母亲是否在家，于是他从东屋拿出本书来，嘴里振振有词装作背书，眼睛却在四处观察。用人李妈要出去买菜，张幼林立即叫住她：“李妈，您看见我妈了吗？”
“太太早上就出去了，说是看个亲戚。”
“噢。”张幼林喜上心头，他等李妈出了院子，鬼鬼祟祟地溜进了母亲的卧室。
张幼林先是东翻西翻，想找到钥匙，结果没有找到，他又蹲在装书画的柜子前，仔细琢磨着怎样才能把铜锁打开，他使劲拽了拽，无济于事。张幼林拉开抽屉，在里面乱翻着，终于，他找到一根缝鞋用的粗针，把粗针插进锁孔里来回捅了好一会儿，还是没捅开。张幼林急了，他气急败坏地冲出了母亲的卧室，直奔厨房找了把斧子来，毫不犹豫地向铜锁砸去。“当、当、当”，铜锁终于被砸开了，张幼林拉开柜门，取出装书画的樟木盒子打开，他把两个卷轴打开铺在桌子上，比较了一下，他犹豫着先是拿起《西陵圣母帖》，想想又放下，然后下了决心，将《柳鹆图》卷起，用一块包袱皮裹好，把《西陵圣母帖》放回柜子里，提着包袱匆匆离去。
三郎带着白折沮丧地回到了京城，刘一鸣约了原在松竹斋学徒的得子，三人一起在酒馆里会面。
“哎，得子，松竹斋关了你去哪儿了？”刘一鸣给得子倒上酒。
“松竹斋关了，边儿上又开了一家新的南纸店，掌柜的瞧得起我，把我带过去了。”
“得子，松竹斋虽说关张了，总还有点儿货底子吧？”刘一鸣试探着问，三郎赶紧接上话：“能不能想办法再进点儿松竹斋的纸？不然我回去没法交代！”
得子摇着头：“这恐怕不好办，货底子都盘清了，松竹斋已经连店带货抵给华俄银行了。”
三郎的脑袋又耷拉下去了，刘一鸣央求着：“我这兄弟为这事儿都急病了，带不回松竹斋的白折儿，他回去没法交代，得子，你得想个法子。”
得子一脸的无奈：“我哪儿有什么好法子啊？”
“那你看这样行不行，咱们从济源昌那儿弄几箱白折儿，你给验验货，再找些松竹斋的封条往箱子上这么一封，齐活！你是松竹斋出来的人，经你验过的货，他们家大人保管挑不出毛病来。”
得子犹豫着：“可是……松竹斋都关张了。”
“我说你怎么这么死心眼啊？像你这么学徒，哪辈子才能当上掌柜的？”刘一鸣有点儿急了，得子还是无动于衷。刘一鸣一咬牙：“得子，我兄弟出的是官差，他不会让你白干的，你琢磨琢磨，济源昌的纸什么价儿？松竹斋的纸什么价儿？这里的差价就是白花花的银子啊，就看你要不要了。”这番话还是颇具诱惑力的，得子立刻就来了精神：“要！凭什么不要？”三人又商量了一下具体的细节，这件事就算搞定了。
张幼林来到了琉璃厂往南不远处的虎坊桥，走进了以典当古玩字画闻名的恒泰当铺。他踮起脚将包袱扔到高高的柜台上：“给我当个满价儿！”当铺的二掌柜打开卷轴一看，先是哆嗦了一下，然后睁大眼睛从上到下仔仔细细看了一遍，还用放大镜照了照印章和题款，什么也没说，进到里面叫出了掌柜孙伯年。孙伯年五十开外，在典当行里混了三十多年，人称“独眼儿孙”——不是他只有一只眼睛，而是同行赞誉他眼光独到。孙伯年先端详了一番张幼林，又把《柳鹆图》仔细看了一遍，心里有了数，这才开口：“敢问这位小爷，您是哪家的公子？”
张幼林早等得不耐烦了：“你这个人好奇怪，我当东西你收货，两相情愿，做的是公平买卖，你打听我家干什么？”
孙伯年显出一副谦卑的样子：“是是是，小爷您教训的是，我是不该多问，可您这幅画吓着我啦，好家伙，宋徽宗的手迹！”他迅速盘算了一下，“这要是真迹，当个一千两银子不成问题。”张幼林一下子蹦了起来：“一千两？不成，我需要两千两，少一两不干。”
孙伯年心想，你一小毛孩子懂个屁？他把画搁一边了：“您一进门就喊‘当个满价儿’，满价儿是多少？您满世界打听一下，京城的当铺有规矩，撑死了也就是一千两。再者说了，这幅《柳鹆图》的真伪还不好说，玩字画的都知道，宋徽宗的手迹虽说传世不少，可他办的翰林图画局里有不少高人，经常为圣上代笔染写，这种‘院体’作品和徽宗本人的‘宣和体’混在一起，令后人真假难辨，即使是鉴赏大家也难免有走眼的时候，更何况我这个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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