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部小说是个意外产物。照我的写作计划，它至少该在三年后诞生。《耶路撒冷》写完，我就开始专心准备一部跟京杭大运河有关的长篇小说。这小说既跟运河有关，运河的前生今世必当了然于胸，有一堆资料要看，文字的、影像的。以我的写作习惯，从南到北运河沿线我也得切实地走上一两趟，写起来心里才踏实。小说的一条线在1901年，这一年于中国意义之重大，稍通近现代历史即可明白。这一年晚清政府下令废止漕运，也直接导致了运河在今天的兴废，如此这般，二十世纪前后几年的中国历史也需要仔细地梳理一遍；凡此种种，有浩繁的功课要做。我是预料到工程之大的，但没想到大到如此，一个问题盘带出另外一个问题，一本书牵扯到另外一本书，笔记越做越多，我常有被资料和想法淹没之感。有一天我面对满桌子的书发呆，突然一个感觉从心里浮上来。这个感觉如此熟悉，我知道有小说提前瓜熟蒂落，要加塞赶到前头了。这小说就是《王城如海》。
那时候它还叫《大都市》。在此之前它叫《大都会》。我写过一个中篇小说，叫《小城市》，写的是从大城市看小城市里的事。写完了意犹未尽，想换个方向，让目光从小地方看回去，审一审大城市。当然是以北京为样本。我在这个城市生活了十几年，不管我有多么喜欢和不喜欢，它都是我的日常生活和根本处境。面对和思考这个世界时，北京是我的出发点和根据地。我也一直希望以北京这座城市为主人公写一部小说，跟过去写过的一系列关于北京的中短篇小说不同。区别在哪里？
在“老书虫文学节”上，与美国、英国和爱尔兰的三位作家对谈城市文学时，我开过一个玩笑：很多人说我“北京系列”小说的主人公文化程度都不高，这次要写高级知识分子，手里攥着博士学位的；过去小说里的人物多是从事非法职业的边缘人，这回要让他们高大上，出入一下主流的名利场；之前的人物都是在国内流窜，从中国看中国，现在让他们出口转内销，沾点“洋鬼子”和“假洋鬼子”气，从世界看中国；过去的北京只是中国的北京，这一次，北京将是全球化的、世界坐标里的北京。放言无忌的时候，这小说才刚开了头不久，但真要通俗、显明地辨识出两者的差异，这一番玩笑也算歪打正着。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
从动笔之初它就没法叫《大都会》。美国作家唐•德里罗有个长篇小说叫《大都会》，写纽约的；有德里罗在前，纽约之“大都会”称谓世人皆知，我只能避开。那就《大都市》？与《小城市》相对。和韩敬群先生聊及该小说，他以为“大都市”不好，听着与“耶路撒冷”不在一个级别上，过两天发来一条短信，苏东坡的一句诗：“惟有王城最堪隐，万人如海一身藏。”《王城如海》如何？我“嗯嗯”地敷衍，只说备用。没想透的事我不会贸然答应，尤其是小说题目。我是必须有了合适的题目才能把小说写下去的那类作家。接下来的好多天，我把“王城如海”写在纸上，有空就盯着看。我让这四个字自由地发酵和生长，让它们的阴影缓慢地覆盖我想象中的那个故事，直到某一刻，它们巨大的阴影从容、开阔、自然地覆盖住了整个故事。好，题目和故事恰当地接上了头，名叫《王城如海》的小说才真正出现了。就它了，也只能是它。王城堪隐，万人如海，在这个城市，你的孤独无人响应；但你以为你只是你时，所有人出现在你的生活里：所有人都是你，你也是所有人。
瓜熟蒂落的小说不能拖，拖的结果只有一个，那就是你再也不会碰它。熟过头，你对它的好奇心和陌生感丧失殆尽，写作真就变成一个程序化的机械劳作，背书一样面对稿纸复述，写作让人着迷的寻找和探究的快乐荡然无存，这样的写作于我是折磨，宁可不干。所以，既然意外“怀孕”，那就当其时令，该生就生。
2016年1月1日上午，我坐到书桌前，摊开习惯用的八开大的稿纸，在第一页的背面写下“王城如海”四个字，第二页的背面开始写小说的第一句话：“剃须刀走到喉结处，第二块玻璃的破碎声响起，余松坡手一抖，刀片尖进了皮肉。”余松坡的故事从此开始。
自此，到5月18日三稿毕，十万余字的小东西用了近五个月。我无从判断写作的速度快还是慢。有快的，长篇小说《夜火车》十来万字，一个月写完了；也有慢的，《耶路撒冷》四十万字，折腾了六年。但不论快慢，没有哪个小说比《王城如海》更艰难，很多次我都以为再也写不完了。写作《耶路撒冷》的六年里，横无际涯的时光如大海，我一个字一个字艰难地往电脑上敲，也没有为一部小说的无力完成如此焦虑过。不是故事进行不下去，也非中途反复调整，要一遍遍推倒重来——这些都不是问题。我从不为写作本身的问题如此焦虑和恐惧；只要耗得起，写作中几乎不存在过不去的坎儿，实在越不过了你就等，最终时间会慷慨地拉你一把。我遇到的是另外的问题。
是各种疾病和坏消息贯穿了《王城如海》的整个写作过程。在动笔之前祖父就进了两次医院，溶血性贫血。在此之前我都不知道世界上还有这样一种奇怪的疾病，血液可以在一个九十六岁的老人体内相互打架，自我消耗，血色素的指标像股票一样隔天就直线往下掉。本地医院配不出祖父需要的血，溶血太厉害，血型都测不出来，只好转院到隔壁城市最好的一家医院。多次尝试，血算是补上了，其他问题出来了。上年纪了，各种器官的功能都在衰竭，医生让我把祖父想象成一辆老爷车，各个部件都处在报废的边缘，汽油供不上只是半路抛锚的一种可能。当然，油上不去，将会加速某些零部件的提前报废；而对一辆老爷车来说，哪个部件都报废不起。补过血，回家，一旦有个风吹草动，再四个小时的车躺着去那家医院。如此反复，祖父真折腾不起了，溶血性贫血在大剂量激素药的遏制下，成了威胁生命的次要因素，身体的其他部件揭竿而起。医生说，每一个脏器都可能随时说不。正是在众多的“不”声中，我在远离故乡的北京开始了《王城如海》的写作。千里之遥不能淡化任何一点担忧和焦虑，相反它在加剧和放大，你使不上劲儿，听风就是雨，你会为你使不上劲儿羞愧，自责你逃离了灾难现场，自责你因为距离造成的冷漠。每一次祖父走到死亡的关口，我都觉得自己是帮凶。我使不上劲儿，连口水都不能端给祖父喝。
祖父是个老私塾，被打成“右派”前是小学校长，其后被责令当了多年的猪倌。平反时年纪也大了，离休终老，在乡村里也算大知识分子：闯荡过世界，毛病很多，见识也有，但在儿孙问题上还保留了老脑筋，最心疼我这个唯一的孙子。凡我的事，都按另外一套规矩办。从小我和祖父母一起生活，念书了，回家也和老人住一起，感情自不必说。小时候最大的乐趣之一是去镇上赶集，祖父骑着自行车，逢集就带上我，进了集市不管饿不饿，先给我买二两油煎包子。那是我吃过的最香的包子。出门念书了，从一周回来一次到一个月回来一次到一学期回来一次，再到工作结婚后经常一年回老家一次，祖父迎送的习惯从未改变：我离家之前一两个小时，他就会拎着马扎坐在大门口，听着我收拾行李的动静；我出门，他也站起来，拎着马扎一直沉默着跟我走到巷子口的大路上，怎么劝都不回去，只说，“走你的”，或者“我就看看”。哪天我从外面回来，祖父会提前几个小时坐到巷口的路边，就坐着，坐累了回家，抽根烟喝杯茶，过一会儿拎着马扎再去巷子口。有一年冬天回老家，大雪，车晚点，到家已经半夜，八十多岁的祖父实在熬不动，上床睡了。父亲接我，用手电照着巷口至家门前的路，雪地里很多趟相同的脚印，把雪都踩乱了。父亲说，祖父一晚上就没干别的，一趟趟地走，跟他说也没用。那时候手机电话都通，我啥时候能到家早就通报得一清二楚，但祖父坚持摸黑往巷口去，嘴里还是习惯性的那句话：
“我就看看。”
那夜我到家，在院子里中说第一句话，就听见祖父在房间里说：“回来了？”
祖父从不讳言他对孙子的看重。他像一部上不了路的老爷车躺在医院的病床上时，一度因为器官衰竭头脑出现了混乱，身边的人一个都不认识，听谁的名字他都茫然。小姑在电话里告诉我，只在听到我名字时，祖父突然清醒了，说：“那是我孙子。”
待在北京写作《王城如海》的每一天，都穿插着多通类似的关于祖父病情的电话。最多的一天，我和家人来回通过二十多个电话。不通电话我焦虑，通过电话我更焦虑，真像蝴蝶效应，家人任何一点悲观的判断和情绪都能在我这里引起一场风暴。每一通电话之后，我都得坐在书桌前稳半天神，拼命地喝茶、翻书，让自己一厘米一厘米地静下来，直到下笔时心里能有着落。
工作之余我都尽量写一点，一天两百字也力图有所进展。完全停笔不动只在春节前后，我拖着行李箱直接去了医院，二十四小时守着祖父，一直到除夕前一天回老家。祖父坚持回家过年。有天早上醒来，他说我这是在哪里，为什么周围都是白的，房子连个屋顶都没有？医生说，天大的事也等过了年再说，别让老人有遗憾。这话说得我的心悬了整个年关，生怕祖父出什么意外。好在挺了过来，祖父又长了一岁。在老人身边焦虑的确是少了，我可以把祖父搀扶到阳光底下，可以端茶倒水，可以为祖父处理大小便问题，我使得上力气了。那段时间几乎不想《王城如海》的事，带回去的稿子停在哪句话上，离开老家时还在哪句话上，我甚至都没把稿纸打开，背回去的一堆空白稿纸原封不动地背回来。回到北京，坐下来，继续在书桌前的煎熬，跟之前有所不同的是，我时刻担心电话那头传来一个确定性的消息。祖父的身体确实每况愈下。医生的结论只有两个字：随时。我便在写作中随时提防那个“随时”，而这个“随时”让我的写作断断续续、举步维艰，让我觉得每一次顺利地接续下来都像是一场战斗。实话实说，半程之后的《王城如海》，我没能感受到丝毫的写作快感，我仿佛在和死神争夺一个祖父。
5月18日，三稿结束。6月24日，祖父在家中去世，该日故乡降下多年不遇的大雨。
愿祖父在天之灵安息！
坏消息在这五个月里扎了堆。祖父尚在医院的重症监护室里，四姑胰腺上查出来有肿瘤，医生初步诊断是恶性，因为慎重，特从省城医院请来了主刀大夫。六个小时的大手术，一家人在手术室外掉眼泪。还好，切片结果，良性。我在电话里得到消息，觉得在生死之战中，终于胜了一局。四姑待我极好。在镇上念初中那会儿，学校没法给低年级学生提供床位，住不了校，我在四姑家住了很久。四姑炒得一手好菜，念大学了，我去学校之前经常绕道四姑家，先吃一盘四姑做的剁椒鸡蛋再去坐车。祖父的病情之外，电话内容里又多了一项，四姑的病情。
四姑术后不久，父亲脚腕处积水，严重影响了行动，服侍祖父都感到吃力，不得已也开了一刀，卧床数日。他们远在老家，我唯一可以接近的方式就是电话。我从来没有如此感激过电话的发明者，伟大的亚历山大•贝尔；我也从来没有如此痛恨过这个英国人。每当我坐在书桌前，心绪不宁、惊慌失措地面对《王城如海》的空白稿纸时，我就想，这个小说是永远也写不完了，我没有那么多的心力应付接踵而至的坏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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