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回纪三分之终，而非纪一统之始也。书为三国而作，则重在三国，而不重在晋也。推三国之所自合，而归结于晋武；犹之原三国之所从分，而追本于桓、灵也。以虎狼之秦而吞六国，则始皇不可以比汤、武；以篡窃之晋而并三国，则武帝岂足以比高、光？晋之刘毅对司马炎曰：“陛下可比汉之桓、灵。”然《三国》一书，以桓、灵起之，即谓以桓、灵收之可耳。
前回晋之篡魏，与魏之篡汉，相对而成篇；此回炎之取吴，亦与昭之取蜀，相对而成篇。而前回于不相似之中，便有特特相类者，见报应之不殊也；此回于极相似之中，偏有特特相反者，见事变之不一也。如邓艾之拒姜维，悉力攻击；而羊祜之交陆抗，通好馈遗，则大异。钟会之忌邓艾，彼此不合；而杜预之继羊祜，前后一心，则大异。伐蜀之议，决诸终朝；而伐吴之议，迟之又久，则大异。平蜀之役，二将不还；而平吴之役，全师皆返，则大异。“此间乐，不思蜀”之刘禅，以懦而称臣；而“设此座以待陛下”之孙皓，以刚而屈首，则又大异。至于取蜀之难，难在事后：邓艾专焉，钟会叛焉，姜维构焉，而邵悌忧之，刘实知之，司马昭亦料之矣；取吴之难，难在事先：羊祜请焉，杜预劝焉，王浚、张华又赞焉，而冯纯沮之，荀勖、贾充沮之，王浑、胡奋亦欲缓之矣。比类而观，更无分寸雷同，丝毫合掌。凡书至终篇，每虞其易尽。有如此之竿头百尺，愈出愈奇者哉！
《三国》一书，每至两军相聚、两将相持，写其勇者，披坚执锐，以决死生；写其智者，殚虑竭思，以衡巧拙：几于荆棘成林，风云眩目矣。忽于此回见一轻裘缓带之羊祜，居然文士风流；又见一馈酒受药之陆抗，无异良朋赠答。令人气定神闲，耳目顿易，直觉险道化为康庄，兵气销为日月，真梦想不到之文。
或谓大夫之交不越境，以羊、陆二人交欢边境，如宋华元、楚子反之自平于下，毋乃有违君命乎？予曰不然。一施德而一施暴，则人尽舍暴而归德，而施暴者将为施德者之所制矣。彼以德怀我之人，是欲不战而服我也；我亦以德怀彼之人，是亦欲不战而服彼也。外似于相和，而意实主于相敌，又何议焉？
中原之兵，所以难于取吴者，有前事以为之鉴也。周郎有赤壁之捷，陆逊有猇亭之捷，徐盛有南徐之捷，朱桓有江陵之捷，周鲂有石亭之捷，丁奉有徐塘之捷，斯诚未易图矣。而郭知从前之难，则屡战而不克；向后之易，则一战而成功。贯索之舰，断之以刀，连环之舟，焚之以火，吴之摧敌者有然；时移势改，险不足恃。凡古今成败无常，皆当以此类之。
三国之兴，始于汉祚之衰；而汉祚之衰，则出于阉竖之欺君与乱臣之窃国也。一部大书，始之以张让、赵忠，而终之以黄皓、岑昏，可为阉竖之戒。首篇之末，结之以张飞之欲杀董卓；终篇之末，结之以孙皓之讥切贾充，可为乱臣之戒。
三国以汉为主，于汉之亡可以终篇矣；然篡汉者魏也，汉亡而汉之仇国未亡，未足快读者之心也。汉以魏为仇，于魏之亡，又可以终篇矣；然能助汉者吴也，汉亡而汉之与国未亡，犹未足竟读者之志也，故必以吴之亡为终也。至于报报之反，未有已时。禅、皓稽首于前，而怀、愍亦受执于后；师、昭上逼其主，而安、恭亦见逼于臣；西晋以中原而井建业，东晋又以建业而弃中原；晋主以司马而吞刘氏，宋主又以刘氏而夺司马：则自有两晋之史在，不得更赘于三国之末矣。
却说吴主孙休，闻司马炎已篡魏，知其必将伐吴，忧虑成疾，卧床不起，乃召丞相濮阳兴入宫中，令太子孙单上雨下单出拜。吴主把兴臂、手指单上雨下单而卒。兴出，与群臣商议，欲立太子孙单上雨下单为君。左典军万彧曰：“单上雨下单幼不能专政，不若取乌程侯孙皓立之。”何不仍求孙亮而复立之？左将军张布亦曰：“皓才识明断，堪为帝王。”丞相濮阳兴不能决，入奏朱太后。太后曰：“吾寡妇人耳，安知社稷之事？卿等斟酌立之可也。”兴遂迎皓为君。皓字符宗，大帝孙权太子孙和之子也。当年七月，即皇帝位，改元为元兴元年，封太子孙单上雨下单为豫章王，追谥父和为文皇帝，尊母何氏为太后，若论入继大统，便不当自帝其父。加丁奉为右大司马。次年改为甘露元年。皓凶暴日甚，酷溺酒色，宠幸中常侍岑昏。又是一个中常侍，与蜀之黄皓正是一对。濮阳兴、张布谏之，皓怒，斩二人，灭其三族。第一便杀两个顾命定策大臣，其亡可知。由是廷臣缄口，不敢再谏。又改宝鼎元年，以陆凯、万彧为左右丞相。时皓居武昌，扬州百姓溯流供给，甚苦之；又奢侈无度，公私匮乏。陆凯上疏谏曰：今无灾而民命尽，无为而国财空，臣窃痛之。昔汉室既衰，三家鼎立；今曹、刘失道，皆为晋有：此目前之明验也。臣愚但为陛下惜国家耳。武昌土地险瘠，非王者之都。且童谣云：“宁饮建业水，不食武昌鱼；宁还建业死，不止武昌居！”此足明民心与天意也。今国无一年之蓄，有露根之渐；官吏为苛扰，莫之或恤。大帝时，后宫女不满百；景帝以来，乃有千数。此耗财之甚者也。又左右皆非其人，群党相挟，害忠隐贤，此皆蠹政病民者也。愿陛下省百役，罢苛扰，简出宫女，清选百官，则天悦民附而国安矣。
疏奏，皓不悦。又大兴土木作昭明宫，令文武各官入山采木。又有曹睿之风。又召术士尚广，令筮蓍问取天下之事。尚对曰：“陛下筮得吉兆：庚子岁，青盖当入洛阳。”为后文降晋之兆。刘禅误信师婆，师婆之言不应；孙皓误信术士，术士之言却应。皓大喜，谓中书丞华核曰：“先帝纳卿之言，分头命将，沿江一带，屯数百营，命老将丁奉总之。朕欲兼并汉土，以为蜀主复 仇，当取何地为先？”既好土木，又好甲兵，其亡可知。核谏曰：“今成都不守，社稷倾崩，司马炎必有吞吴之心。陛下宜修德以安吴民，乃为上计。若强动兵甲，正犹披麻救火，必致自焚也。愿陛下察之。”前以一吴伐一魏，尚不能胜；今晋兼魏、蜀，是又两魏矣，以一吴伐两魏岂能胜乎？华核之言最是老成。皓大怒曰：“朕欲乘时恢复旧业，汝出此不利之言！若不看汝旧臣之面，斩首号令！”叱武士推出殿门。华核出朝叹曰：“可惜锦绣江山，不久属于他人矣！”为吴亡伏笔。遂隐居不出。于是皓令镇东将军陆抗部兵屯江口，以图襄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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