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的印象中，建立不世奇功的于谦此刻应该风光无限，万众归心，事实也是如此，但与此同时，他的烦恼也来了。
所谓树大招风，人出名后总会有很多麻烦的，古人也不例外。
在北京保卫战胜利后，朱祁钰感念于谦对国家社稷的大功，给了他很多封赏，授予他少保（从一品）的封号，还打算给他的儿子封爵。
于谦独撑危局，力挽狂澜，朝廷上下心里都有数，给他这些封赏实在是合情合理，理所应当，但于谦却拒绝了。
他推掉了所有的封赏，说道：让敌人打到京城，是我们大臣的耻辱，怎么还敢邀功（卿大夫之耻也，敢邀功赏哉）！但朱祁钰执意要他接受，无奈之下，他只接受了少保的职衔，其他的赏赐仍然不受。
朱祁钰无奈，只得依从了他。而于少保的称呼就此流传下来，为众人传颂。
于谦这样做是很不容易的，明代官俸很低，于谦是从一品，但仅凭他的工资也只能糊口而已，他为政清廉，又不收礼受贿，家里比较穷，后来被抄家时，执行的人惊奇地发现，这个位极人臣的于谦竟然是个穷光蛋（及籍没，家无余资）。
但就是这样一个德才兼备的于谦，竟然还有人鸡蛋里挑骨头，找借口骂他。
第一个来找麻烦的是居庸关守将罗通，他向皇帝上书，说北京保卫战不过尔尔，且有人谎报功绩，滥封官职，文中还有一句十分有趣的话——“若今腰玉珥貂，皆苟全性命保爵禄之人”。
这位仁兄很明显是一个心理不平衡的人，他的目的和指向十分清楚，连后世史官都看得明明白白——“意益诋于谦、石亨辈”。
于谦万没想到，竟然还有人这样骂他，便上奏折反驳，表示北京保卫战中被封赏者都有功绩录可查，且人数并不多，何来滥封之说，他十分气愤，表示如果罗通认为官职滥封，大可把自己的官职爵位收回，自己去干活就是了（通以为滥，宜将臣及亨等升爵削夺……俾专治部事）。
罗通的行为激起了大臣们的公愤，他们一致认为“谦实堪其任”，这才平息了一场风波。
可不久之后，翰林院学士刘定之又上奏折骂于谦，而这篇奏折的目的性更为明确，文中字句也更为激烈，摘录如下：
比如，“德胜门下之战……迭为胜负，互杀伤而已，虽不足罚，亦不足赏”。
还有更厉害的，“于谦自二品进一品，天下未闻其功，但见其赏”。
就这样，于谦先生危难之中挺身而出，力挽狂澜匡扶社稷，才换来了京城的固守和大臣百姓们的生命财产安全，事成之后还拒绝封赏，只接受了一个从一品的虚衔，可这位刘定之却还是不满，硬是搞出了个“天下未闻其功，但见其赏”的结论。
刘定之先生战时未见其功，闲时但见其骂，观此奇文共赏，我们可以总结出一个定律：爱一个人不需要理由，骂一个人也不需要借口。
而后代历史学家则看得更为清楚，他们用一句话就概括出了这种现象出现的原因——“谦有社稷功，一时忌者动辄屡以深文弹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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