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折子的案由，叫做“保小捍边，当谋自强之计”，而一篇大文章，谈的完全是海防，却有意在案由上避免，用心也算甚苦。奏折一上，慈禧太后觉得颇为动听，加以恭王的支持，所以下了一道“五百里”的“密谕”，分寄李鸿章、左宗棠及闽浙总督何璟、两广总督张树声、云贵总督刘长佑、还有彭玉麟和有关各省巡抚：
“翰林院侍讲张佩纶奏，沥陈‘保小捍边，当谋自强之计，一折，据称‘日本既废琉球，法兰西亦越境而图越南，驭倭之策，宜大设水师，以北洋三口为一军，设北海水师提督；天津、通永、登莱等镇属之，师船分驻旅顺、烟台，大连湾以控天险。江南形势当先海而后江，宜改长江水师提督驻吴淞口外；狼山、福山、崇明三镇均隶之，专领兵轮，出洋聚操。责大臣以巡江，兼顾五省；责提督以巡海，专顾一省。移江南提督治淮徐，辖陆路：闽浙同一总督辖境，宜改福建水师提督为闽浙水师提督，以浙江之定海、海门两镇隶之。浙江提督专辖陆路为正兵，扼险以伺利便，刘永福等皆可罗致为用。复以水师坐镇珠崖；快船、水雷船出入于越南神投海口，与为联络’等语，海防、边防自为目前当务之急，亟应统筹全局，因时制宜。必有折冲御侮之实，始可为长驾远驭之计，该侍讲所陈各节，不为无见，即着李鸿章、左宗棠、何璟、张树声、彭玉麟等将海防事宜，通盘筹划，会同妥议具奏。”
照上谕指示，又以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为疆臣领袖，所以筹议海防，很自然地责成了李鸿章主持。这一下，便占了先着，他成竹在胸，从容得很，丢下这件要紧公事，好整以暇地亲自去巡视跸道。因为上年孝贞慈安太后大葬，慈禧太后病体初愈，不宜长途跋涉，未曾送到山陵，怕今年清明时分，会去亲祭，所以预先发动民伕，大事整修。
就在巡视中途，李鸿章接到京里的密信，提到“西圣”的动向，说病势完全康复，已报“万安”，为了打算着意整顿一番，今年皇帝侍奉皇太后瞻谒孝贞定东陵之举，决定从缓。慈禧太后要留在京里，亲自处理三年一次的“察典”。
三年一次的考绩，外官叫“大计”，京官叫“京察”。京察之期跟乡试之年一样，逢子、午、卯、酉举行。这年是光绪八年壬午，各衙门开印以后，第一件大事就是“注考”、“过堂”，考核属下。部院大臣照例由吏部开单，奏请亲裁。就在这时候，张佩纶递了“保小捍边”一折以后，鼓其余勇，上折攻了三个人，一个是吏部尚书万青藜，一个是户部尚书董恂，说他们“声名平常，年老恋位”，不但“恋职如故，且溺职亦如故”，奏请“照例休致”。另外一个附片，专劾左都御史童华。
慈禧太后早就想动万、董二人了。所以看到张佩纶的奏折，正中下怀，万青藜和董恂都丢了官。童华则开缺以侍郎候补，坐降一级。万青藜的遗缺由李鸿藻以兵部尚书调补。
接到上谕，李鸿章暗暗警惕。一年之间，李鸿藻升协办，调吏部，他的宦途得意，正表示清流势力的扩张，南派王文韶士望不孚，翁同和正在“养望”，潘祖荫名士气味太重，看来南不敌北，自己在这两派之间，如何结纳，作为内援，该当好好有个打算。
这样考虑着，自然而然想到了张佩纶。同时也不免得意。几年来凭借世交，在张佩纶身上下工夫“烧冷灶”，颇有效验。张之洞巴结李鸿藻，三日两头上书言事，终于弄到了一个巡抚，张佩纶才具远胜张之洞，如果能培植他出镇方面，则感恩图报，声气相应，岂不是平添了一条臂膀？
不幸地是，“大先生”李瀚章，从湖北派专差送来一封家书，就养湖广总督衙门的老母，病势垂危，恐难挽回。这真是晴天一个霹雳，李鸿章忧心忡忡，觉得必须得有一番布置。
他有个“饭后三百步”的习惯，专有个听差替他计数，数到三百步，便喊：“够了！”这天一喊，竟未听见，他是想心事想出神了。
想的是他老母的后事。一旦丁忧，必须开缺。弟兄两个都当不成总督，门下多少人要跟着倒霉，还在其次，只怕平时结下了怨，有人趁机报复。特别是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任内，经手的大事，不知多少？有些未了的事务，需要弥补，倘或换个不相干的人来，公事公办，翻出老案，会有极大的麻烦。
当然，以自己的地位及朝廷的倚重，必有“夺情”的诏命，照旗人的规矩，穿孝百日，销假视事，这百日之内，并不开缺，派人署理，便毫无关系。只是汉人跟旗人不同，而且亦非用兵之时，“墨绖从戎”的说法，全不适用。所以，唯一之计是立刻奏请开缺，同时保荐继任人选，好替自己弥缝一切。否则，慈禧太后心血来潮，说不定将左宗棠调补直督，那就非搞得身败名裂不止。
幸好，淮军将领中，还可以找得到替手，不过还不到可以着手进行的时候，只能将此人存之于心目之中。眼前先上了折子再说。
奏请开缺侍疾的奏折，自然不会批准，朝命“李鸿章赏假一月，赴湖北省亲”。正在打点动身，凶信到了，李鸿章随即奏报丁忧。但用不着星夜奔丧，因为李太夫人死在他长子衙门里，而李鸿章由直隶到武昌，得好几天的工夫，赶不及“亲视含殓”，就不妨等灵柩从河北盘回安徽时，中道迎护。
事实上他也不能星夜奔丧，疆臣领袖、北洋重镇，何能说走放走？他料定朝廷必然一而再地慰留，趁此机会正好部署，最要紧的是，得要想法子将两广总督张树声调到直隶来接自己的事。淮军将领本以刘铭传为首，但“刘六麻子”早就跟李鸿章不大和睦，所以张树声成了李鸿章嫡系中的“大弟子”。如果李鸿章开缺，最好由张树声来接任，几乎是北洋文武一致的看法，因此湖北的凶信一到，立刻就有人向广州报喜信。而且张树声还有个儿子在北京，当然也早已写信回家，请他父亲准备北上。
果然，朝命不准开缺。等李鸿章上到第三个折子，恭王便向慈禧太后陈奏，无法强留李鸿章在直督任上，不过北洋大臣是领兵重任，以“墨绖从戎”之义，李鸿章或许可以留下来。建议派王文韶到天津跟李鸿章当面商量，如何让他回籍奔丧，而又不致影响北洋防务。
于是王文韶衔命到天津，名为“剀切宣谕慰勉”，要他留任，其实是征询继任人选。李鸿章答应留任北洋大臣，建议调张树声署理直督。但法国已派兵到河内，越南局势怕有变化，两广亦须宿将镇守，因而又建议起用曾国荃为粤督。
这番布置，朝廷认为相当妥帖，依言而行。但如此调动，关键是在北洋防务，因为李鸿章镇守北洋，所以调淮军出身的张树声为直隶总督，作为李鸿章的辅佐。而在张树声这方面的人，却看不透这一层，只当李鸿章丁忧必得开缺，直督调张树声是朝廷找不出适当人选，不得不加倚重，从此大用，可以继李鸿章而成为北洋的领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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