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九月，秦国又沸腾了起来。
往年，秋收过后再种上麦子，就一天天冷了。当白茫茫的一片秋霜下过后，秦人就进入了漫长的窝冬期。直到来年二月，人们才从土窑里茅棚里瓦房里的火炕头走出来，度春荒，备春耕。通常年景，这小半年没有战事，没有徭役，没有劳作，几乎就是整个国家的冬眠期。那时侯的人，活得简约，凝重，洒脱。一切大事，都是从春天开始，到秋天结束。夏日酷暑，冬天冰雪，人们就蛰伏下来，极少在手脚不舒展的时候做大事。也因了这一点，孔夫子才把他记载的历史大事命名为《春秋》。于是就有人说，那时侯的人，还不知道一年分为四季，只知道春秋两季。其佐证之一，就是在古书上找不到夏天和冬天的事情。烦琐细冗的后人忘记了，那时侯的天象观测已经能发现天上的大部分星体并记载下来，还能发明二进制的《周易》八卦，历法已经能把一年确定为三百六十五点二五日，如何能对一年仅有的四次气候变化浑然无觉？
说到底，是后人忘记了先民的睿智和雍容大气——蛰伏之期，何足道哉？
秦人的蛰伏传统，却被卫鞅的新法令搅乱了。因为在冬天来临之前，秦国要全面推行新田法。有什么能比土地更揪人心的？土地非但是农人牧人的安身立命之本，就是宗室贵族和勋臣元老也有自己的封地和依附的隶农，国家官府也有山林水面和耕地，许多商人和工匠也有祖先留下来的土地。推行新田法，重新分配土地，朝野上下真正是激动起来了。比起第一批法令颁布后的骚动和怨气，这次要平静许多，但却也深刻了许多。人们从渭水法场看到了国府变法的强硬决心，开始真正相信新法令的威严了。最要紧的是，勤劳忠厚的农人牧人和国人，都感到了惩治疲民和私斗治罪后骚扰绝迹，村族邻里大为安定的好处，从内心开始真正的拥戴变法了。春夏间甚嚣尘上的朝野怨声，随着秋季的到来，渐渐平息了下去。推行新田法，民众更多的是兴奋和忐忑不安，封地贵族则更多的是忧虑。
对于卫鞅的左庶长府，秋天是个更忙碌的季节。
废除井田而推行新田制，是全部变法的中心环节，也是变法成败的根本基石。全府上下从八月便开始紧锣密鼓的筹备，国府各官署的吏员在左庶长府穿梭般出出进进，信使探马流星般往返于栎阳和各郡县之间。卫鞅的书房彻夜灯光。国事厅里，景监带着文吏班子昼夜连轴转。面对这千古大变，要做的事情是太多了。
井田和奴隶，是两样老古董。从五帝最后一个的大禹到春秋战国，三千年以来，井田制和奴隶制一直巍然矗立，是古典华夏社会框架的泰山北斗，是中央王室和诸侯国家的柱石。井田制和奴隶制共生共存，井田制是奴隶制的框架，奴隶制是井田制的依附。要明白这两样老古董，得先说说井田制。
井田制的始作俑者，是治水的大禹。那时侯，华夏大地是洪水时代，气候湿热，百川横溢，大大小小的河流山溪，都是盲无目标的相互冲击流淌，在山原大地上搅成了无数个巨大的旋涡。遍地汪洋，人们仓皇的逃离茅屋、城堡和土窑，躲避到高高的山洞和树林中去。农耕、放牧、制陶和狩猎的土地，全部沦为水乡泽国。如果不能驯服洪水，整个华夏大地上的先民就会倒退回茹毛饮血的远古时代，与林间百兽争生存。幸运的是，当时的部落联盟首领是伟大的舜帝，他没有被洪水吓退，而是决然命令他的助手禹担负起治水的使命。禹，是一个寻常人无法想象的治水天才。他抛弃了祖祖辈辈“遇水土屯”的堵截治水法，发明了“疏导水流，尽入大海”的伟大方法。他说服逃到高山上的部落首领，请他们的族人自带干粮干肉，和他一同疏导洪水。十三年栉风沐雨，三过家门而不入，禹的两条大腿上磨起了厚厚的老茧，治水的民众也死伤了千千万万，终于百川入海，洪水被制服了。
禹的伟大业绩人人传诵，人们都叫他大禹。这时候，舜帝老了，大禹做了先民们争相拥戴的首领。大禹建立了第一个国家，国号是“夏”。
洪水消退，大地显露出来。洪水夹带泥土，填平了沟沟壑壑，冲积出大片平原土地，一望无边，平平展展。人们从山林中走出来，争相占领肥美的土地，厮杀拼打，乱得不可收拾。可是，大禹是第一个国家元首，坚定果敢，没有在混乱和争夺面前退缩，而是决意建立一种能使人们和谐共处的耕作秩序。他发明了一种耕作方式，叫做井田制。就是在广袤平坦的肥沃平原上，将土地划成无数个“井”字型的大方块，每八家一“井”，中间一块土地是公田，由八家合力耕种，收获物上缴国家。八家唯一的水井，在公田中央位置。人们每天清晨前来打水，顺便就在井边交换剩余的物品。八家田地（一井）的周围，是灌溉的水渠和道路。十井一村，十村一社，人们在平展展的田野里组成了互不侵犯的村村社社。那时侯人口不多，大大小小的冲积平原划出的方方正正的井田足够当时的人口居住耕耘了。
那时侯，井田制是一种伟大的发明。它把零散无序的农人们编织在一个框架里，使他们同心协力的努力耕作，抵御灾害，和谐相处，收获的东西也越来越多。然而也有抢掠成性的部族不守规矩，仍在依靠暴力杀戮，抢夺其他部族井田里的粮食、牲畜和财产。大禹就在会稽山大会诸侯（部族首领），公开杀了不守井田规制且会盟迟到的防风氏，宣布建立永远不解散的军队，专门对破坏井田秩序的部族进行讨伐。
从此，井田制真正站稳了脚跟。
有一点要清楚，平民农夫（自由民）分得的井田，只能耕种，不能买卖或做任意处置。用后人的话说，就是“国有私耕”。《诗经》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说得正是井田制时代的人地关系。国王在需要的时候，可以没收平民农夫的耕田赐给别人。在平民犯罪时，更是理所当然的没收田产，甚至包括将犯罪者及其家人也没收为官府奴隶。也就是说，土地的处置权在中央官府。平民耕种的井田，永远不可能象真正的私有财产那样转让和继承，自然更谈不上自由买卖。
井田制还有一个孪生的制度，就是奴隶制。
那时侯，国王、诸侯（部族首领）和大小族长，都拥有大片土地，这就是私家井田。这种私家井田，主人对土地虽然也没有名正言顺的最终处置权，但却是比平民仅有的耕作权大大进了一步。只要豪族主人（领主）不犯罪，不招天子讨伐，不在战争中失败，这些土地实际就是自己的私有财产，可以转让、赠送甚至买卖。有了土地，就得有人耕种。国王、诸侯和族长，就把战俘、罪犯以及因各种原因依附于他们的穷困庶民，强力安排在自己的土地上耕耘。除了给耕耘者留下仅够生存的物品，收获物全部上缴土地的主人。国王和大大小小的诸侯、族长及其家人，正是依靠从这些“奴隶井田”和自由农夫的公田缴来的收获物，维持着军队、官吏和舒适富裕的生活。私家井田的劳动者，就是奴隶，也叫做隶农。他们没有官府承认的自由民身份，官府“料民”（户籍登记）也不登记他们入册。他们的身份只存在于豪族主人（领主）的“奴籍”之中。来源于战俘和罪犯的奴隶，脸上还烙有或刺有主人家族特有的徽记，即或脱逃，也无处容身。世世代代，奴隶们只能在主人的井田里无偿劳作。奴隶耕作的私家井田与自由民的井田，唯一的不同是，私家井田的中央只有水井而没有公田。千百年下来，井田制和依附在井田制上的隶农制，已经成为密不可分的一个整体。就土地数量而言，自由民耕作的（有公田与自耕田之分的）那种典型的井田，所占有的土地数量，远远少于由隶农耕种的私家井田。后来，私家井田渐渐的获得了国王认可，被称为“封地”，也就是封赐给贵族的个人土地。
这种被强力禁锢于井田中的耕作奴隶（隶农），是奴隶制的主要部分。
另一种奴隶，是劳工奴隶。这种奴隶分为官府奴隶和家庭奴隶，来源也是战俘、罪犯家属及穷困沦落者。官府奴隶除了做仆役外，就是在官府工程做苦役。这种奴隶是奴隶制的次要部分，一直延续到公元二十世纪初期，不是这里的话题。
又经过了殷商六百多年，西周东周七八百年，随着人口增多，商品交换的发达，土地质量恶化以及频繁的战争、政变等等因素，自由民的土地越来越少，隶农依附的私家井田越来越多，社会重新出现了人欲横流的无序争夺，井田制已经是千疮百孔了。这时候，一些官吏家族用强力掠夺、金钱买卖、没收罪犯等手段，巧取豪夺了大量土地，成为许多诸侯国的新兴地主势力。另有一部分大商人也用金钱买得了大量土地与依附奴隶，同时成为新兴地主。新兴地主占有大量土地与人口，日渐主宰了许多诸侯国的政权，便对“王权——井田——奴隶”这种旧的存在方式自然形成了巨大的威胁。新兴地主要创造出私家政权的基础，就要不断扩大自由平民的数量，就要使土地成为可以流动的财富。而旧的王权要维持自己存在的基础，就要使“民不得买卖”的井田制固定下来，使流动的土地重新变成凝固于井田框架的“王土”，否则，天下便不能安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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