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历尽辛苦才取得的成果,李治与武媚决定将这场册后典礼大加操办,誓要吐气扬眉,给曾经藐视君威的顾命老臣们看看。在这样的情形下,永徽六年十一月一日为武媚举行的立后大典异常隆重。这一天,司空李勣继二十年前为武士彟主持丧礼之后,又和于志宁一起成了为武士彟之女奉玺绶的册后使。是日,百官及四夷酋长、各邦蕃使并诸内外命妇齐朝武皇后于肃仪门,开朝拜皇后的先河。

当大唐王朝所有曾经高贵的头颅都低下、所有曾经尊贵的膝盖都在皇权君威的逼迫下跪倒、向他们曾经百般诅咒过的女人俯首称臣的时候,肃仪门上的武皇后、还有一手安排这出典礼的高宗李治心里该有多么踌躇满志?这场典礼使皇帝皇后的胜利更显辉煌,也让顾命大臣们的失败显得更为惨痛。

为心爱女人举行了盛大典礼的李治似乎忽然有了新旧对比的念头,他又想起了王皇后与萧淑妃,何况他自己也知道,王萧二人实在也罪不至此,那道宣称二人欲行鸩毒的诏书多份是自己的加油添酱,于是典礼后的某一天,他信步走进了囚禁昔日枕边人的别院。颁布旨意和身临其境毕竟还是不同的,院落中凄凉的场面引起了他的“恻隐之心”。已经身陷泥潭的王废后此时做了任何一个人都会做的事情,哀求高宗能够改善自己的待遇,祈盼这个已经在大节上薄倖了的男人多少还能剩些许怜惜之情。而高宗也被那场面感动,许了个愿。

这场会面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了武皇后那里,她的怒火可想而知:皇帝是个一头水,皇后的废立也只在他的一道诏书间,一但在这个节骨眼上松了劲,自己这个皇后也就死到临头了。而高宗一但面对武皇后,头脑也随之清醒:与顾命大臣们翻脸并成功上位,靠的就是在废后事宜上寻到的岔子,如今顾命大臣还未全数倒台,就改善废后的待遇旧情复燃,翻脸就显得太没有说服力了。只有绝不宽恕王皇后萧淑妃,才能进一步对顾命大臣们追魂索命,稳固自己好不容易才夺回的君权。如此一想,刚才催人泪下的场面在李治心里就变得毫无意义了。李治和武皇后再一次达成了共识,随之而来的,却是王皇后萧淑妃的万劫不复:在武皇后的催促下,李治颁下了处死王萧二人的敕书。

自从李治走出小院,王皇后与萧淑妃就一心盼望着他的“处置”,可她们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苦苦盼望来的,竟是这样一道催命符。人生至此,夫复何言?既然哀求也保全不了性命,那就在生命的尽头保有最后一丝尊严。王皇后照礼仪镇静地“拜谢”了丈夫的“恩赐”:“陛下万年!昭仪承恩,死吾份也!”而萧淑妃则不然,正如人所说:正常的女人无论怎么能够坦然面对自己和父母家属的悲惨,也无法接受亲生儿女的悲惨命运。想到三个儿女将要遭受变心丈夫和情敌的摧残,萧淑妃破口大骂:“武氏狐媚,翻覆至此!我来世为猫,使武氏为鼠,吾当扼其喉以报。”

无论是镇静还是失态大骂,可怜的王皇后萧淑妃当然是死定了。然而对于她们是怎样死的,说法却不一。旧唐书说她们是被“缢杀”的,新唐书却说她们每人先被打了百杖,然后又“剔其手足,反接投酿甕中”,然后“数日死,殊其尸。”这还不算完,身死之后,王氏被改姓蟒氏,萧氏被改姓枭氏,随后,二人的家族带着耻辱的姓氏被流放岭外。

若照新唐书的说法,武皇后的手段实在是太可怕了。可怕并不仅仅止于赐死流放,而是过程的残忍。这似乎可以说是她多年积怨的一次大爆发:兄弟的轻辱、太宗朝的枯寂、尼庵的惶恐、女儿的死、在整个争夺后位过程中反反复复被揭的伤疤(事父子二人、出身非士族大家)……都发作了出来。在这方面表现得最明显的一点,并不是王萧二人惨死的方式,而是别出心裁地要改掉她们出身的两个士族巨室的姓氏。很明显,情敌和政敌们攻击她的经历出身,她就要让对手们与他们引以为荣的骄傲之源——姓氏,彻底脱离。“我拥有不了的,就要让你们也得不到。”从肉体上消灭对手又算什么呢!

经过这一次改姓流配及其后陆续有来的折磨,王、萧、柳等曾经傲视同侪的清流大姓遭到了几乎毁灭性的打击。

仅以王皇后的母亲柳氏家族为例。在高宗永徽年间,柳氏家族以柳奭为首,同时居官尚书省的超过二十人。然而在这一次流配之后,从北朝以来就长期“充于史氏,世相重侯”的河东三著姓之首柳氏家族,一落至于贱民地步,虽然武则天死后他们逃出生天,他们的门荫特权却再也无法重振。虽然仍有“士林盛族”的旧誉,后人在仕途上却从此只能象寻常小地主人家出身的官吏那样,从底层的小吏做起,功劳苦劳拿命去捱,也多数只能混在七八九级的小官职上打转。柳氏后人柳宗元曾经为此叹息:“遭诸武,以故衰耗。武氏败,犹不能兴。”

对于重视门阀胜于性命的士族来说,王皇后萧淑妃的惨死比之这样的流祸后人羞辱门第,似乎已经算不得最大的悲哀了。

说到史书上对王萧二人惨死方式的记载,似乎也有值得商榷的地方。再怎样的怨毒报复都可以想象,她就算再怎么虐待王萧二人都可能发生,但史书上所记载的方式却有些蹊跷:用啥不行,非要在大唐后宫重演吕雉对戚懿式的的戏码?当时武皇后其实地位并未稳固,死敌都未挖除,高宗又甚是粘糊,儿子也未正位储君,她正是需要继续做姿态的时候,居然就会那么勇敢地直接让大家把自己等同于吕雉了?更仿佛是提前知道自己未来将和吕雉一样,在史书上单独占有一章本纪一样。

武皇后妒恨交加下,擅改旨意杖毙甚至侮辱她们惨死都是有可能的,但是截去手足丢入酒瓮的事情却有些奇怪。讲到这个,就忍不住想起吕雉和慈禧。吕雉是唯一一个能够证实做过此类事情的女人,因为她的成就是把儿子吓病了。但武则天和慈禧都不太说得过去。尤其慈禧是绝不可能做出这种事的——因为传说被她截去手足装入酒瓮的丽妃,一直活得很不错,慈禧在做了太后之后,一直将丽妃封到皇贵太妃的名份,丽妃的女儿甚至是慈禧以嫡出公主的待遇出嫁的。似乎有些人总是喜欢让自己有成见的女性历史人物做同样的事情,这倒是另一种值得关注的心态。

另外说到萧淑妃咒武皇后为鼠自己为猫,以致于“由此宫中不畜猫”,并说武后“数见王、萧为祟,被发沥血如死时状。后徙居蓬莱宫,复见之,故多在洛阳,终身不归长安。”也显得矛盾重重。因为史书还记了另一件事,说老年的武则天闲来无事,以调教猫儿为乐,最后竟训得猫能与鹦鹉共处。武则天非常欢喜,将一对宠物带出来给百官看,显示自己的另类本领。结果在众官马屁声中忘了喂猫的时间,耐心早已在百官传观中消磨殆尽的猫儿饥火中烧,当场把鹦鹉抓来吃了。于是“太后甚惭”,猫鸟共舞就此草草收场。

至于为避王萧二人冤魂就避居洛阳,也靠不住。高宗年间,没事就往长安城以外跑的是李治本人,永徽年间去年最多的是宝鸡万年宫,显庆二年以后置洛阳为东都,称洛阳与长安是他的“东西二宅”,这才时常开始往来于长安洛阳之间。武则天做为皇后只是随行,何况她为了紧跟高宗还不得不放任儿子留在长安监国,以至逐渐造成大权旁落母子反目。区区两个冤魂与权力又孰轻孰重?再往后她改李唐为武周,要换个京城当然也是无可厚非,似乎都与冤魂扯不上关系。何况洛阳宫城中武则天杀的冤魂也够多的了,哪有老年人不怕冤魂壮年人反倒怕成这样的道理。——因此,与其说她是因为两个冤魂而避开长安,还不如说她是因为太宗年间的过去而多少有些不喜欢长安。这个道理也放在李治身上也一样可以解释得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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