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热河的军机六大臣，都以肃顺的意旨为转移，特别是焦祐瀛，只要见了肃顺，一定注意他脸上的气色，这时看到杜翰的陈奏，不但深惬圣心，而且大为肃顺欣赏，心里不免又羡又妒，因此，回到军机处，对于写旨就打不起兴致来亲自动笔了。
军机大臣面领皇帝的裁决，称为“承旨”，既承以后，用皇帝的语气，写成上谕，称为“述旨”，或称“写旨”，在雍正朝创立军机处之始到乾隆初年，都由军机大臣“写旨”，以后慢慢地转为交付军机章京执笔。但重要而机密的指示，有时亦仍旧由军机大臣亲自动手。焦祐瀛由军机章京领班，超擢为军机大臣，为了力图报答，象这些指授军略的旨稿，往往自告奋勇，但这一天却故意保持沉默。
杜翰心里有数，不便说破，只向怡亲王建议：“曾国藩的折子，交给曹琢如办吧！”
军机章京定例满汉各为八人，分作两班，每一班有个领班，满洲话叫做“达拉密”，这天的“达拉密”是曹毓瑛，字琢如，论资格在焦祐瀛之上，那个位居军机大臣班次之末的“打帘子军机”，原来应该是属于他的。
事实上当初所保的亦正是曹毓瑛。那是去年十月间的事。皇帝“巡幸”到热河，一时不能回京，把“行在”当做了正式的朝廷，许多照例的政务，也移到了热河来办，觉得有添一个军机大臣的必要，并指示在军机章京领班中，选择资深绩优的超擢。于是肃顺与怡、郑两王及其他军机大臣商议，决定按规矩奏保曹毓瑛充任。这是一步登天的际遇，那知曹毓瑛竟极力自陈，说是才具浅薄，难当重任，坚决辞谢，这样才成全了焦祐瀛。
曹毓瑛的力辞军机大臣的任命，可以说是件令人惊诧的异事。因而有许多揣测之辞，有人说他不识抬举，有人说他耻于为肃顺所荐，这都是隔靴搔痒的话，只有真正了解朝局的人才知道原因：曹毓瑛是恭亲王所赏识的人，他决不能受肃顺的提拔而成为“肃党”。
因此，怡亲王听杜翰一提到曹毓瑛，心里先有种没来由的反感，便皱着眉问道：“桂樵呢？还是让桂樵来写吧！”桂樵是焦祐瀛的别号。
军机大臣都在一屋中起坐，怡亲王的话，焦祐瀛自然也听到了，他可不会象曹毓瑛那样不识抬举，不等杜翰开口，赶紧先站起来一陪笑道：“我今儿原有些头痛，想躲个懒。既然王爷吩咐，我马上就写。”
杜翰心里冷笑，表面不露，反而欣然说道：“得桂樵的大笔，太好了！而且我也省了事，不必再多说一遍。”
里面的一番对答，外面值班的军机章京，听得清清楚楚，而且肚里也都明白，焦祐瀛与杜翰在暗中较劲。可是谁也不发一言，每个人都是振笔疾书，军机章京要有下笔千言，一挥而就，语气轻重，丝丝入扣的本事，才够资格“述旨”。否则只有干些收发抄录的琐碎杂务，在军机大臣眼中，就是个可有可无的“黑章京”了。
不过片刻工夫，谕旨草稿，陆续送到领班那里，曹毓瑛以一目数行的速度，加以审核，若有错字或措词稍有不妥之处，随手改正，立即转送军机大臣再看一遍，用黄匣进呈。皇帝随看随发，仍旧由军机章京誊正校对，有些交内阁抄发，称为“明发上谕”，有些直接寄交各省督抚或统兵大臣，称为“廷寄”，盖用军机处银印，批明每日行走途程：是“四百里”、“五百里”、“六百里”、还是“六百里加紧”，交兵部捷报处发递。军机处每日的公务到此算是告一段落。归档封柜之后，除了值日章京以外，其他的都可以下班了。
这些扈从在外的官员，都无法携带家眷，当地也没有什么可以游览消遣的地方，所以下了班不是打牌，就是饮酒，如果两样都不爱，便只有彼此互访清谈了。军机章京消息灵通，所以访客最多，有些是有目的地来打听消息，有些只是闲得无聊，想来听些内幕秘闻。特别是在曹毓瑛那里，除了行在的一切以外，还有京城里的消息，所以每日里高朋满座，晚饭起码要开三桌，才能应付得下。
但这天却与往日不同，往日下车进门，总可听得熟客在厅上谈笑，这天却是静悄悄地，几乎声息不闻。曹毓瑛不免奇怪，站定了脚问号房：“可有客来？”
“礼部张大人、翰林院胡老爷、沈老爷都来过。胡老爷坐了会，说要给李大人去道喜，刚走不久。”
“哦，哦！”客稀之故，曹毓瑛明白了。
“厅里还有位京里来的张老爷，”号房又说，“从未见过。告诉他老爷不在家，有事请他留下话。张老爷非要坐等不可，说是老爷的小同乡。”
“看样子是来告帮的。”听差曹升在旁小声添了一句。
果然是个特为从京城里来告贷的小同乡。曹毓瑛送了十两银子把他打发走了，随即叫曹升传话给号房，凡有客来，一律挡驾，难得有此清闲的一日，他要静下心来，好好盘算一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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