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进会成立之后，老龙头焦达峰化名回国，先在长沙密招哥老会兄弟，从长沙至浏阳，沿途十里收罗乞丐饥民，谎说长沙放赈，诱之以往，并使会中兄弟扮作饥民，蜂拥而入长沙，先行捣毁粮店，继而聚江湖兄弟并从北方招募义和团“青军”，再加上不甘寂寞的闲杂人众，总计万人大闹长沙，火烧了巡抚衙门，哄抢了米店，捣毁了洋行，逼迫巡抚岑春煊出逃。
而后焦达峰赶赴湖北武昌，与共进会在湖北的领导人孙武一同大搞抬营。
所谓抬营，就是将共进会的发展目标重点放在湖北新军方面，运动军队，把清军一队一队、一营一营、一标一标地争取过来，利用军队现成的组织，实现革命的目标。
焦达峰之所以撇开老家湖南，跑到湖北武昌去活动，最重要的原因是湖北的民主气氛太浓烈了，就在湖北新军中，赫赫然竟有一个“湖北军队同盟会”在公开活动。
最离奇的是，这个公开活动的同盟会的负责人，居然还在监狱里。
这位正在监狱中的同盟会首脑，名叫李亚东，他是在哥老会第三任老龙头龚春台起事失败后，被猎头侦探郭尧阶卖给官府的。卖就卖了，李亚东也不跟他计较，只管成立湖北军队同盟会，并办了会刊《通俗白话报》，每天在狱中忙于同盟会的事务，来请示汇报工作的同盟会会员在牢门外排起了长队，搞得监狱长目瞪口呆，于是下令禁止李亚东会客。
不让会客就算了，李亚东大度，还是不肯计较，只不过大家这时候才醒过味来，这个已经运转了五个月的群众组织，打出了同盟会的旗号，怎么官府也不说管管呢？
算了，大家考虑，为安全起见，先改个名吧，免得让人家抓住把柄。
就改名为“群洽学社”。
这世上的事情就是这么古怪，以前大家就叫同盟会的时候，也没见官府理会，现在改叫“群洽学社”了，反倒引起了官方的注意。
事情的起因是大家听说了湖南长沙的抢米风潮，有谣言说湘中已全为革命军占领，当时大家一听就信了，吵吵嚷嚷地搞了好多武器，准备往湖南运，幸亏这时候黎元洪把他们叫了去，让他们看一份刚刚从长沙发来的电报，电报上说长沙的民变已经平息，众人这才作罢。
作罢过后，大家又觉得群洽学社太醒目了，于是决定再改名，这次改为“振武学社”。
振武学社有会员二百四十余人，只是收会费的会计就有五人，五个会计天天在军队里收会费，又被黎元洪发现了，于是大家紧急开会，再次改名。
这一次就改为文学社，社长叫蒋翊武。
这时候同盟会的老先生谭人凤来了，老先生却不知道这个文学社扛枪拖炮，实力怕人得很，只是听名字叫文学社，以为是吟诗作赋的文人团体，就没有当回事。
谭人凤带来一千元钱——谁说孙文不支持内地革命，这不是给了一千块嘛——给了共进会的孙武二百块，给了同盟会的居正八百块，文学社一分也没得到。文学社没见到钱，倒也没吭声，可是共进会的孙武却是老大不乐意，认为同盟会欺负共进会。
却说广州起义之后，孙文远走美国，消失不见；而在上海，以宋教仁为首，得陈其美、谭人凤相助，又搞了一个“同盟会中部总会”出来——这种行为属于地地道道的分裂同盟会。因为同盟会的东京总部还在，虽说现在总部只剩下刘揆一老兄一个人了，可总部就是总部，这可不是可以乱抬杠的。
东京同盟会总部名存实亡，香港同盟会因为孙文的失踪，彻底陷入了瘫痪，唯其此时宋教仁登高一呼，恰好弥补了组织上的空缺，至少，湖北这厢的文学社也好，共进会也好，都又有领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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