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不过天色方曙,庆王就派了侍卫来请陈夔龙,说在府中立等见面。
匆匆赶来,只见庆王公服未卸,是刚刚朝罢回府的模样。陈夔龙刚行过礼,看见门上又领进一个人来,是他的同僚,工部郎中兼充总理衙门章京的铁良。
“有件案子,非请两位帮忙不可!”庆王说道,“为张樵野他们拿问,崇受之上了一个折子……”
原来刑部尚书兼步军统领的崇礼,经办大捕新党一案,深感责任太重,不胜负荷,所以依照“重大案件奏请钦派大学士、军机大臣会同审讯”的成例,上折请求援例办理。奉到的懿旨是:“着派御前大臣、会同军机大臣、刑部、都察院审讯,克期具奏。”
“御前的班次,向来在内阁、军机之前,所以大家公推我主持。这一案非比寻常,交给别人,我不放心!请两位辛苦吧!”
“是!”陈夔龙觉得有句话不能不问。“王爷,原奏请派大学士、军机,何以旨意改派御前?此中或有深意,不知王爷想过没有?”
“如果是派大学士,当然由李少荃主持,慈圣的意思是不愿他为难。”庆王接着又说:“同案的几个人,情形不同,听说杨锐、刘光第都是有学问的人,品行亦很好,如果一案罗织,有欠公道,应该分别办理。两位到了部里,可以把我的意思告诉他们。”
陈夔龙心想,不派大学士决非体谅李鸿章,不愿使他为难,多半是怕李鸿章会有所偏袒。由此可见,慈禧太后对惩办这一案,主课重刑。而听庆王的口风,杨锐、刘光第可从宽减,其余只怕不是大辟便是充军的罪名了。
于是辞出庆王府,转到总理衙门,先备咨文,知照刑部,叙明会审缘由。其时宫门抄已经送到,其中便有崇礼所上奏折的原文,而上谕指明受审是徐致靖、杨深秀、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康广仁共七人。至于张荫桓,“虽经有人参奏,劣迹昭著,惟尚非康有为之党,着刑部暂行看管,听候谕旨。”最后特别宣示:此外官绅中有被康有为“诱惑之人,朝廷政存宽大,概不深究株连,以示明慎用刑之意。”
总理衙门的官儿,常跟洋人打交道,在局外人看,都不免有新党之嫌,如今连受康有为“诱惑”的人都可不受株连,新党耳目更不在话下。因而看完这道上谕,无不有如心里放下一块石头的轻松之感。
可是看到另一道上谕,心情却又沉重了。皇帝自道,“从四月以来,屡有不适,调治日久,尚无大效。京外如有精通医理之人,即着内外臣工,切实保荐候旨。现在外省者,即日驰送来京,勿稍延缓。”
大家都明白,这是废立的先声。京中早有许多流言,说“迟早必换皇上”,这道上谕,已见端倪。但是“皇上”是那么容易换的吗?总理衙门的官儿都有些担心,怕因此而会引起各国公使的干预,又无端引起许多难以料理的纠纷。正在相与咨嗟之际,听见马蹄得得,夹杂着轻快的轮声,入耳便知是与后档车不同的西洋“亨斯美”马车,当然是有洋人来了。
来的是法国署理公使吕班,要见庆王或者任何一位总理大臣。李鸿章被逐,张荫桓被捕,庆王及由军机大臣兼任的总理大臣,很难得来,在衙门里的,只有一个曾为翁同龢所排挤,这一天又奉旨回本衙门的吏部左侍郎徐用仪。
总理衙门办事的规制,凡是与洋人会谈,必由章京作笔录,章京以国别分股。法国股的章京,一共九个人,最能干的是一个杭州人汪大燮,与籍隶海盐的徐用仪是浙江大同乡,当然顺理成章地由他来作笔录。
翻译姓吴,是吕班带来的。宾主四人,在一张大餐桌的两面,相对坐定,略作寒暄,谈入正题,吴翻译先有所透露,吕班此来,是为了探问皇帝的病情。
一听这话,徐用仪先吃一惊,知道遇到难题了!向汪大燮使了个眼色,示意他亦用心想一想,倘或穷于应付时,须作支援。
等吕班发过言,吴翻译照实译告:“今天看到皇上有病的上谕,颇为诧异,亦很关心。上谕中说,四月里以来,就有不适,何以三四个月之中,未见谈起?”
“多谢贵公使关心。”徐用仪慢条斯理地答说:“圣躬违和已久,常有传说,贵公使何以不知,其故安在?本大臣未便悬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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