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后正在召见庆王与荣禄，谈的虽是战局，但由近及远，北起关外，南到江浙，亦等于综观全局。
近的先谈东交民巷使馆区，“董福祥要大炮，我看，”慈禧太后说：“似乎不能不给他了！”
“不是奴才不给，有一层不能不顾虑。”荣禄是早就防到慈禧太后有此主张，预先想好了一个万驳不倒的理由：“大炮必得架在正阳门或者崇文门城垛子上，居高临下，打出去才管用，不过由南往北，大炮不长眼睛，怕打了堂子，怎么得了？”
一听这话，慈禧太后悚然而惊。“堂子”对汉人而言，是个绝不许阑入的禁地，就是旗人，除非是天潢贵胄，或者在内务府当差而主管祭祀的官员，亦无由得窥其究竟。因为如此，便有些离奇的传说，道是堂子中所祭的是明朝名将邓子龙。
明朝万历年间，日本丰臣秀吉征朝鲜，明朝因为成祖的生母碽妃是朝鲜人，外家有难，理当援救。邓子龙在万历二十六年，以副总兵的官衔，领水师从陈璘东征，与朝鲜统制使李舜臣共当先锋。年逾七十的老将，身先士卒，锐不可当，以致在釜山以南的海面阵亡。
其时清太祖已经起兵，据说常微服至辽东观察形势，有一次为明朝东征的士兵所擒，解送到邓子龙那里，一见投缘，私下放他出境。为了报答这番大恩，特为设祭。所以京城里的人，提起堂子，都叫它“邓将军庙”。
又一说邓子龙为国捐躯，残而为神，在辽东的皮岛上有他的庙。有一次太祖出战不利，危急万分，迫不得已在邓子龙庙祷求神佑，结果竟得脱险，因而在辽阳立庙，每年元旦首先祭邓将军，如或怠慢误时，邓将军就会在宫中显灵。
这此说法，真相如何，已无可究诘，不过，堂子为皇帝家祭之所，祭事之郑重，过于南郊祭天。犹如后妃不入太庙，慈禧太后亦没有到过堂子，只是一提起堂子，便有懔惧之感。尤其有大征伐必祭堂子，如今在用兵之时，倘或堂子被毁，神失凭依，更何能庇佑三军？
因此慈禧太后连连摇手：“算了，算了！那可动不得！”
“是。”荣禄答说：“堂子就在御河桥东，靠近翰林院，甘军烧翰林院，没有波及堂子，真是祖宗有灵。如果落一两个炮弹在那里，奴才是管大炮的，可是万死不足以蔽其辜了。”慈禧太后皱着眉点头：“我可就不明白了！”她说，“就那么巴掌大的一块地方，难道真的攻不下来？”
荣禄不答，只拿眼睛往旁边瞄了一下。受了暗示的庆王奕劻便即说道：“洋人是‘困兽犹斗’，甘军呢，是‘投鼠忌器’，就譬如堂子要保护，打仗就是一个牵制。皇太后、皇上圣明，就把使馆拿下来，也是胜之不武！各国传说开去，也不是件有面子的事！”
“要怎么样才有面子？”慈禧太后忽然激动了：“别说洋人，南边各省也看不起朝廷。不过，也难怪，连京城里自己的地方都收不回来，怎么能教人看得起。”
“回皇太后的话，南边各省……。”
“你别替他们说话了！”慈禧太后打断荣禄的话：“你看，三令五申，催各省调兵解饷，有理这个碴儿的没有？”
于是慈禧太后从咸丰八年英法联军内犯说起，历数几次京师有警，只要一纸诏令，各省督抚或者亲自领兵赴援，或者多方筹饷接济。这一次根本之地的危急，过于咸丰八年，但应诏勤王的，只有山东巡抚袁世凯所派的一支兵，以及江苏巡抚鹿传霖晋京来共患难。至于催饷的上谕，视如无物，根本不理。抚今追昔，慈禧太后对朝廷威信的失坠，颇有痛心疾首的模样。
其实就是袁世凯与鹿传霖，也还不是尊重朝廷，只是买荣禄的面子。袁世凯领武卫五军之一，且为荣禄所提拔，当然不能不听指挥，鹿传霖与荣禄则别有渊源。荣禄的岳父，已故武英殿大学士灵桂，是鹿传霖的老师，本为世交，及至荣禄为宝鋆、翁同龢所排挤，外放西安将军时，鹿传霖正当陕西巡抚，对侘傺无聊的荣禄，颇为礼遇，因而结成至交。这些都是慈禧太后所了解的，一想起来，更觉得荣禄毕竟与他人不同。而今如说朝中还有能为督抚忌惮的大臣，怕也就只有荣禄一个人了。
就这一念之转，慈禧太后觉得不宜再对荣禄多加责备，自己将胸中的一团火气压一压，平心静气地问道：“李鸿章到底是什么意思？”
对李鸿章，已经三次电旨催促，迅即来京。而李鸿章始终表示，只身赴难，无裨大局。如果要谈和，第一、要保护各国公使；第二、要自己剿捕拳匪。换句话说，这就是李鸿章进京的条件，做不到这两点，他是不会离开广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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