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八月初十起,庆王等于做了皇帝,里里外外,事无大小都听他一言而决。当然,头等大事,是与各国修好,所以连日拜会各国公使,一则慰问致歉,联络感情,二则探听各国对议和的态度。
首先拜会的是英国公使窦纳乐。由于赫德的斡旋,英国的态度比较平和,而且作了一个很好的建议,说西班牙虽未派军,但西班牙公使葛络干是驻华外交团的领袖,不妨多下点工夫。庆王欣然接纳,当天就办了一通照会致送葛络干,请求协力维持北京地面的秩序。
其次拜会日本公使西德二郎。这次联军进攻,日本军最起劲,攻得也最狠,但破京以后,军纪却是第一,不但保护了紫禁城,就是分段而守,在日本防区的居民,亦比较少受骚扰。因此,庆王见了西德二郎,首先致谢,然后表示在议和时,希望日本格外协力。
西德二郎提出两点建议,认为中国政府能够自己下令肃清近畿的义和团,同时惩办祸首,表现悔祸的诚意,和议的条件就比较好谈。
惩办祸首几乎是各国一致的要求,尤以德国最为坚持,断然表示,必须先惩办罪魁,方能开议。那种说一不二,绝无还价余地的强硬态度,使得庆王大为不安,回到府里,立即召集幕僚会议。
“这一次因为德国公使克林德被戕,所以各国推德国派将官挂帅,德皇派的是老帅瓦德西,如今正在东来途中。”舒文提出警告:“京城已破,而联军统帅尚未到达,一到以后,是不是另外还有作战计划,就很难说了。是故,德国的态度,非常要紧,能够乘瓦德西未到之面,先走一着棋,对缓和大局,很有关系。我看,王爷应该据实奏闻。”
此议一出,无不首肯。但庆王还在踌躇,结果是议而不决。等舒文等人辞去以后,他将陈夔龙单独留了下来,密密商酌。
“筱石,有件事,你大概可以想象得到,上头对我的猜忌极深,走错一步,身家不保。你看,惩办祸首的话,我能说不能说?”
当然不能说。说了,即使慈禧太后谅解,载漪兄弟及载勋等人,亦必恨之刺骨,设法倾陷。不过,不说又于大局有害。陈夔龙想了一会,有了计较。
“惩办祸首,理所当然,谁都可以说,不必王爷上奏。”
“话是不错。可是总亦要有人肯说,尤其是要明说,此为各国的公意。”
“容易!容易!”陈夔龙的方法说穿了无足为奇,只要庆王分电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在告知到京与各国公使洽谈的经过中,透露出都希望中国政府自动严惩祸首的意向,就一定会有人向朝廷提出建议。
其实,不必庆王电告,李鸿章已经有了这样的建议,而惩凶不过是他进京议和的条件之一。六月二十五李鸿章到达上海,虽托病不愿北上,暗中已在多方活动,一方面探测各国的意向,一方面直接与驻德的吕海寰、驻俄的杨儒等“星使”,电报往来,力谋疏解。李鸿章自恃与俄国的关系很深,又看俄国正进兵东三省,在关内的商务、侨民方面的利害关系不深,所以定下一个在东三省让步,换取俄国在北京自动撤兵的策略,以便要求其他各国,照样办理。这一策略在李鸿章看,是议和成败的关键,如果没有眉目,他觉得“跳火坑”亦是白跳。
六月二十五日以来,随着俄国军队陷瑷珲、取营口、攻入黑龙江省城,李鸿章换取俄国在关内让步的策略,亦渐次实现。俄国不但承诺,愿将军队、公使、侨民由北京撤至天津,而且接受李鸿章的请托,代为劝告德皇,同意自北京撤军。到了这个地步,李鸿章才开始考虑北上的行期。
而在事先,李鸿章单独电奏,请惩办祸首以外,又会同刘坤一、张之洞合奏,说俄国表示善意,应该致谢。同时建议责成直隶总督剿匪;派奕劻、荣禄进京会议;下罪己诏;最后转述日军方面希望,请两宫回京。
罪己诏是早就下过了,是王文韶的手笔,皇帝自责并责臣下之外,并无一语归咎于慈禧太后及亲贵。自行剿匪一节,亦可照办,已责成护理直隶总督的藩司廷雍,认真办理。此外各节,“亦当照请施行,惟事有次第,不得不略分先后”。这是暗示,惩凶一节的时机尚未成熟。李鸿章当然亦能谅解,两宫还在道路流离之中,何能办此大事?起码亦要到了太原,让“行在”有了朝廷的样子,才谈得到追究责任,整饬纪纲。如今有此表示,便见诚意,所以李鸿章决定过了中秋,由海道北上。
八月二十一动身,二十六到天津,沿途安全,都由俄国军队负责,而就在这半个月中,东三省的俄军又攻陷了吉林省城与奉天的牛庄。黑龙江将军,早在八月初俄军攻入齐齐哈尔时,便已自杀。这些情形,刚到太原的两宫,毫无所闻,李鸿章虽然知道,却紧闭着嘴,不敢作声。
在京城里,地方秩序自然是一天比一天有起色,可是各国公使与联军对中国政府的态度,却反而越来越强硬,并且众口一词,说慈禧太后与皇帝应该早早回銮,对和议有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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