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没结果！坐办告诉了许庚身，他知道是薛允升与唐炯有私怨，故意作难。然而律例森严，他亦不敢擅自区处，只能吩咐，带回刑部，再作道理。
带回刑部，自然送监。提牢厅的主事却不肯收了，“加恩发遣的官员，那能再进这道门？”他说：“不行，不行！”
“你不收，让我送他到那里？”
“这，我们就管不着了。”
“何必呢？”秋审处坐办说，“他的行李箱笼，都还在里面。
老兄怎么不让他进去住？”
这话将提牢厅主事惹火了，“莫非我要侵吞他的东西不成？”他气鼓鼓地说：“人犯在监之物，如何取回？自有定章。
让他家属具结来领就是！”说完，管自己走了。
唐炯的两个儿子都等在门外，然而无法进衙门，刑部大狱，俗称“天牢”，又是最冷酷的地方，所以内外隔绝，搞得唐炯栖身无处。
不过，唐炯到底跟狱卒有两年朝夕相见的感情，平时出手也还大方，所以有个吏目“瞒上不瞒下”地，悄悄儿将唐炯放了进去，住了一夜。
第二天却不能再住了。提牢厅主事依照发遣的规矩，派差役将唐炯送到兵部武库司，那里的司官自然也不收。就在进退维谷之际，幸好有个唐炯的同乡后辈，也是蜀中旧识的兵部职方司郎中陈夔龙，出面将他保释，才能让他回到长子家中。
这无非暂时安顿，究竟如何出京到云南，听候云贵总督岑毓英差遣？犹待发落。反正既非充军，兵部可以不管，如说分发派用，是吏部的事，可是似此情形，吏部亦无例可援，不肯出公事。在刑部，这是右侍郎许庚身所管，督饬司官，翻遍旧档，竟无恰当的案例可以比照引用，堂堂大军机，竟如此大劳其神。最后两尚书、四侍郎会议，才商定一个变通办法，由刑部六堂官具衔出公函给岑毓英，让唐炯带到云南面报，权当到任的文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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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眼到了年下，各省及藩属进贡的专差专使，络绎于途。由于一开了年，元宵佳节，就是皇帝亲政，皇太后训政的盛典举行之日，所以藩属的专使，除了贡献土仪以外，还赍来贺表。
其中之一是朝鲜的专使金定熙，他还负有一项“王命”，与朝鲜王父子间的利害冲突有关。那是光绪八年的事，当时朝鲜为日本势力所侵入，亲日派李载冕、金宏积、朴定阳之流，号称新党，组织总理机务衙门，以师法日本为职志，因而与守旧派明争暗斗，终于势成水火。
守旧派的首脑之一是大院君李昰应。朝鲜国王李熙以旁支入承大统，他的本生父就是李昰应，由于为外戚闵氏所抑制，闲居云岘宫，抑郁已久。以后新党改革兵制，聘请日本军官实施新式训练，求效过急，为士兵所不满，叩诉于李昰应，竟造成极大的内乱。李昰应率领这批士兵，进犯王宫，杀王妃闵氏，杀总理机务衙门的官吏，而旧党乘机起事，演变成排日的大风潮。
日本驻朝鲜的花房公使，走仁川，归长崎，日本政府正好以此为借口，发兵攻击。朝鲜王李熙向中国乞师，但李鸿章不愿与日本军队发生冲突，派吴长庆率淮军渡辽为朝鲜平乱，逮捕大院君李昰应，禁闭在保定，然后与日本议和，让日本取得与中国军队同驻朝鲜京城的权利。
事定以后，本来应该释放李昰应，而且朝鲜亦曾数度上表乞恩，可是慈禧太后执意不允，亦不说原因。因此，朝鲜始终不放弃努力。及至醇王执政，朝鲜使臣求到他门下，醇王慨然应诺，找了个机会向慈禧太后面奏，说祖宗向来怀柔远邦，加恩外藩，大院君李昰应幽禁已久，不如放他归国，保全李昰应、李熙的父子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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