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丰八年,公元1858年,清王朝正处在剧烈的动荡之中,内有太平天国起义如火如荼,外有帝国列强虎视眈眈。
这一年,正是多事之秋,“内乱外患交迫”。先是四月初八日,英法联军炮轰大沽炮台,挑起大沽之战。无能的清廷在外国侵略者枪炮的威胁下,签订了《天津条约》。沙俄趁火打劫,逼迫清廷签订了《瑗珲条约》。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使中国主权和领土遭受重大损失。而中原大地,更是战火纷飞。清廷为包围太平天国都城天京(今江苏南京),重建江南、江北大营,截断了天京的交通及粮道。太平天国主将李秀成、陈玉成为解天京之困,率部奋力与清军血战,清江北大营被彻底摧毁。
面对接踵而来的内忧外患,咸丰皇帝应接不暇,惶惶不可终日。他本来就昏聩无能,当此大变局之际,更是无力应付,沮丧之下干脆日夜沉迷在声色当中。这位无心求治的年轻皇帝,被公认为是清朝所有皇帝中最无道、最荒淫、最无耻的一位,在综合排名中一贯居于末位。
按照天干地支纪年,这一年为戊午年,刚好又是一个大比之年。中国历史上最大的科场案就发生在这一年。不过这场大狱,并不像顺治科场案那样牵连极广,而是以受刑官员级别之高创下了新的纪录。
当年八月初,顺天乡试如期拉开了帷幕。这一科乡试的主考官为协办大学士(从一品)兼军机大臣柏葰,副主考为户部尚书朱凤标(南宋理学家朱熹第二十一世孙)和左副都御史程庭桂。
柏葰,字静涛,姓巴鲁特,蒙古正蓝旗人。道光六年(1826)进士,之后仕途顺畅,历任工部、刑部侍郎,正黄旗汉军副都统等职,以谨慎正直著称。他曾在道光三十年(1850)一年内五次升迁,深得道光皇帝的器重。咸丰皇帝登极后,对柏葰也相当倚重,推其为军机重臣之首,地位显赫。
即使是主考官柏葰,在乡试开始的那一天,依然不知道首场考题的内容,因为自康熙二十四年(1685)开始,会试和顺天乡试的首场四书考题均由皇帝钦命。在这次考试之前,由内阁献《四书》一部给咸丰皇帝。咸丰皇帝阅览后命题,《四书》发还内阁,命题则锁入专门的题匣。八月初,柏葰入驻贡院时,题匣钥匙被交到他手中。到了八月初八乡试的前一天,再由特定官员向咸丰皇帝领取锁得严严实实的题匣,然后送到贡院,交给外帘官员,再由外帘官员转交给内帘官员,最后送到主考官柏葰手中。柏葰用事先带入场中的钥匙打开题匣,取出考题。这一套程序十分严密,基本上制止了预先泄漏考题的行为。
这场乡试刚刚开场之时,外帘官员便闹出了一场小风波。提调官蒋达(时任顺天府丞)认为贡院考场中供给不足,缺乏不少东西,斥责治中蒋大镛办理草率。监临(顺天乡试监临,设满人一人、汉人一人,由部开列侍郎以下、三品卿以上官,奏请钦派)顺天闱乡试的梁同新(时任顺天府尹)则认为蒋达是小题大做。二人因为这点小事闹了意见,蒋达狂怒之下,不顾贡院已经锁闭,擅自出闱,参奏梁同新袒护属吏。结果,吏部议处后蒋达被革职,梁同新降为四品京堂候补,二人职务改由吴鼎昌、毛昶熙代替。这件事还没有就此结束,都察院都御史命巡视专门御史(贡院外场官员,负责搜检、巡查等事宜)分传各行户,查究草率之由,并移咨刑部定案。治中蒋大镛及大名、宛平二县令(二县为朝廷所在地,称京县,京县县令级别比普通县令高两级)均因此被降职。
这件事后,京师中有谣言说,贡院中某晚出现了大头鬼。有人说:“贡院中大头鬼不轻出见,见则是科必闹大案。”(《庸庵笔记》)
虽然有一些流言,但本场乡试主考官为素有刚正耿直之名的柏葰,一切依然按部就班地进行着。乡试结束后,阅卷进行了一个多月,于九月十六日发榜。虽然舆论一片哗然,但也并未到达物议沸腾的地步。自古以来,科举发榜后,有人欢喜有人忧,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而此场乡试结束后,柏葰更被拜为正一品的文渊阁大学士,仍然兼任军机处领班大臣。清朝自雍正七年(1729)在内阁之外设立军机处以来,一直有种说法:“不入军机,则虽位居大学士,不得谓之真相。”(《庸庵笔记》)而柏葰一人身兼军机大臣及文渊阁大学士,便成为真真正正的宰相,位极人臣。即使有人怀疑科场有不公之事,但也没有想到能就此将官高位显的柏葰拉下马来。
雍正七年(1729),雍正皇帝为保证对准噶尔的战争顺利进行,设立了军机处。它一成立,便取代了议政王大臣会议及南书房的地位,成为施政发令的中枢机构,地位十分显赫。军机处最初是为军务而设,并非正式机构,一旦战事结束,即当立即裁撤。但由于这个机构便于皇帝朝纲独揽,集权于一身,所以一经成立,即常设不废。军机处职责是“掌军国大政,以赞军务”,设有军机大臣,一般为四五人,以亲王、大学士、尚书、侍郎兼任,均由皇帝本人任命。军机处的特点有二:一是处理政务迅速;二是办事机密。一切的转机是从一个伶人(戏子)开始的。
当时朝臣中除了柏葰位高权重外,尚有怡亲王载垣(康熙皇帝第十三子胤祥后人)、郑亲王端华(郑亲王济尔哈朗七世孙)以及端华同父异母弟肃顺这一股势力。载垣和端华二人才能平庸,遇事优柔寡断,遇事常由肃顺做主。
顺天乡试后,刚好是郑亲王端华大福晋寿诞,端华请了一个戏班子到府中唱戏祝寿。但偏偏戏班子中的红角儿没到,大福晋很不高兴。端华派人连传了三次,红角儿总算来了,却是酒气熏天,根本无法上台唱戏。端华勃然大怒,厉声质问红角儿。红角儿吓得酒醒了一半,告诉端华说:“不是小的有意抗传,而是小的朋友中了举人,刚好赶上他今天摆宴贺喜。”端华惊讶戏子竟然也能中举,便问那举人的姓名和来历。红角儿如实回答道:“小的这朋友是满人,名叫平龄,素娴曲调,经常以票友身份上台客串小旦,如今誉满京城,也开始赚包银了。”端华听了大笑,也没当回事儿,转身就将此事当笑话讲给了众宾客听。言者无意,听者有心,刚好肃顺在座,立即留上了心。
寿宴结束后,肃顺开始暗中调查平龄。平龄为镶白旗人,酷爱戏曲,本人戏也唱得不错,经常上台客串花旦,竟然以票友身份成为京城的名伶。当时有花旦名叫松林者,才貌俱佳,声名噪动京城,平龄号称“赛松林”,可见其名头之响。但戏唱得好是一回事,有没有学问则是另外一回事。平龄此人素来不学无术,却能得中乡试第七名,实在令人起疑。
当时肃顺一党忙着与柏葰争权,肃顺感觉这是个搞垮柏葰的大好机会,决意利用这次科举的岔子大做文章。于是,与顺治丁酉科场案和康熙辛卯科场案一样,戊午科场案不再是简简单单的一场舞弊案,而是不可避免地开始与政治斗争息息相关。
当年十月初七,御史孟传金上疏给咸丰皇帝,指出本年顺天闱乡试有舞弊行为,共有四件科场违规事发生:“或主考压令同考官呈荐,或同考官央求主考取中,或同考官彼此互荐,或已取中而临时更改。”尤其揭发了中试举人平龄朱墨不符,引起物议沸腾。咸丰皇帝正沉迷于圆明园“四春”(四名美貌的汉人女子)的美色当中,但孟传金在奏疏中力言事态严重,又不能就此不理,便授权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兵部尚书全庆和陈孚恩会审此案。主审者载垣和端华刚好是柏葰的死对头,由此兴起了清朝历史上最大的一场科举案。
清朝初年,顺治皇帝生母孝庄皇太后为了保证满人的血统,下令后宫禁止“小脚女子”(即汉女)入内。咸丰皇帝喜欢汉女,但不敢违背祖训,所以将汉女安置在圆明园。四春后为懿贵妃那拉氏(即后来的慈禧太后)嫉恨,被诬为“内侍匿小脚妇女”,借口执行祖训杀死。此事也成为咸丰皇帝逐渐疏远防范懿贵妃的由头。平龄先被逮捕,但在审问时,支吾不清,不肯交代。案子还没审清,没两天,他便莫名其妙地“瘐死”在了大狱之中。平龄的答卷被重新调出来审查,发现其墨卷(考生原卷)内草稿不全,朱卷(誊录生誊录出的副本)内有七个错谬之处被改过。追查之下,同考官邹石麟被迫承认朱卷是他所改,他以为错别字是誊录生誊录时的笔误,所以才代为改正。
载垣等人将审理平龄的结果上奏后,咸丰皇帝很愤慨在自己眼皮下还能发生这样的事,于是下令复查全部试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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