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544年夏天，郑国的“当国”公孙舍之去世。
前面介绍过，按照春秋时期的姓氏制度，诸侯的儿子称为“公子”，公子的儿子称为“公孙”。到了公孙的儿子这一代，就不能再跟“公”字挂钩了，要由国君赐给一个氏号，自立门户，称为“赐族”。一般而言，国君赐给的氏号就是其祖父的字。以公孙舍之家为例：
公孙舍之的父亲公子喜，是郑穆公的儿子，字子罕。公孙舍之的儿子名叫虎，即被赐以罕氏，历史上称为罕虎。
郑国的政权结构异于他国，国君之下，除了“当国”，还有“执政”。三者之间的关系若以企业而论，大致是这样：国君相当于股东，当国是董事长，执政则是总经理。虽然谈不上三权分立，但多少还有些制衡作用。
公孙舍之死后，罕虎子承父业，成为了郑国的当国。这位罕氏家族的继承人一上台就表现出成熟的政治智慧。据《左传》记载，那时候，上一年度中原的饥荒仍在蔓延，宋、郑两国的灾情尤为严重，天天都有人饿死。罕虎命令打开仓库，给全国的老百姓免费发放救济粮，标准为每户一钟（约一百五十斤）。而且，他还很谦虚地告诉大家：“这其实不是我本人的意思，而是先父的遗愿，我只不过是忠实地执行了他老人家的命令罢了。”
由此不难看出罕虎的聪明之处。放粮本来就是件深得民心的好事，但他并不居功自傲，而是将功劳推给了已经死去的父亲。这样一来，老百姓得到了实惠，自然拥护他；郑简公和同朝的各位卿大夫也不会觉得他太过锋芒毕露，不会对他产生多余的戒心；更重要的，他维护了父亲的面子，也就维护了家族的面子，使得罕氏家族在郑国的威望直线上升。朝野之间甚至出现这样的议论：郑国的“七穆”，罕氏恐怕将是最后灭亡的。
所谓七穆，前面已经介绍过，就是郑穆公的七个儿子传下来的强权家族，在当时分别是罕氏的罕虎，驷氏的驷带，国氏的子产，良氏的良霄，游氏的子大叔，丰氏的公孙段，印氏的印段。其中罕虎以当国的身份排名第一，良霄以执政的身份排名第二，子产排名第三。这些人不是郑穆公的孙辈，就是郑穆公的曾孙辈，一家人不说两家话，本来应该和睦相处，同舟共济，然而在罕虎当国的年代，却祸起萧墙，发生了反目成仇的事情。
事情的起因，还得追溯到十八年前。
公元前562年，当时是驷带的祖父公子騑当国，郑简公派良霄出使楚国，要他办与楚国绝交的差使，结果楚国人将良霄扣押起来，直到公元前560年冬天才获释。
因为这件事，良霄一直耿耿于怀，千方百计寻找机会发泄和报复。公元前546年，弭兵会盟之后，晋国的赵武接见郑国的七穆，要求大家赋诗，别人都是歌功颂德，唯独良霄吟了一首《鹑之奔奔》，当着赵武的面讽刺郑简公品行不良，不配当国君，搞到连赵武都听不下去，只好装傻敷衍。
公孙舍之当国期间，良霄当上了执政。人说穷酸刻薄，富贵宽容，在良霄那里却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地位的上升不但没有使他忘却当年被楚国人囚禁的屈辱，反而使得他的报复心愈来愈强烈。公孙舍之在世的时候，良霄还有所顾忌，不敢乱来，等到公孙舍之去世，他料定罕虎当国未久，立足未稳，必定不敢太约束他的行为，便决定对公子騑的后人展开报复。
公子騑字子驷，因此其后人以“驷”为氏。公子騑早已于公元前562年冬天去世，继承家业的是其长子公孙夏。而公孙夏亦于不久前去世，将家业传给了儿子驷带，并嘱托其弟弟公孙黑辅佐驷带。
公元前544年冬天，良霄在朝会上提出要派公孙黑出使楚国。
公孙黑不愿意去，说：“楚国和郑国刚刚交恶，派我去出访楚国，不是想要我的命吗？”
平心而论，公孙黑这个借口找得并不高明，谁都知道，郑简公前不久才亲自去参加了楚康王的葬礼，两国的关系即便不算亲近，也绝不至于是交恶状态。现在去楚国，谈不上任何危险。良霄如果心无杂念，很容易戳穿公孙黑的借口，逼他乖乖就范。但是很显然，良霄肚子里的火已经憋得太久，只要轻轻一碰，就爆发了。他几乎是脱口而出：“你们家世代都是办外交的行人①，这就是你的本职工作，你凭什么不去？”
此言一出，在场的人都愣住了：驷氏家族世代为卿，公子騑曾任当国，公孙夏在众卿中排名也不低，即便是公孙黑，也好歹算个“卿”，怎么会是世代办外交的行人呢？大伙惊诧之余，不由得都将目光转向了公孙黑，看他有什么反应。
“外交的事，可以去就去，有危险就不去。”只听见公孙黑冷冷地说，“什么世代办外交，先父当国的时候，您才是办外交的行人吧？”
良霄像被人踩了尾巴的猫，一下子跳了起来，眼睛冒火，死死盯住公孙黑：“你难道想抗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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