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539年七月，郑国的当国罕虎来到了晋国，向晋平公祝贺婚事，同时向韩起请示：“楚国每天都派人来质问寡君为什么不去朝贺他们新立的国君。如果寡君去了，就害怕贵国说寡君心向外人；如果不去，又违反了当年弭兵会盟的盟约。进退维谷，左右为难，特派我前来陈述，请求贵国做主。您倒是说，寡君该去还是不去？”
韩起答复很有禅意：“君侯如果心里面装着寡君，就算去到楚国朝贺，又有什么妨碍呢？反过来说，君侯如果心里没有寡君，就算早晚都来到晋国，寡君也会猜疑的。去吧，只要心里有晋国，在楚国也就像在晋国一样。”说句题外话，韩起的这段话可以赠送给现代诸多主动跑到美国去拿绿卡，再回到中国来教育老百姓要爱中国的中国人，愿他们得到安慰。
所谓楚国“新立的国君”，就是前面说到的王子围，即历史上的楚灵王。
关于楚灵王的上台，《左传》是这样记载的：
大约在一年之前，也就是公元前540年秋天，善于打探情报的郑国人发现，楚国人开始在其北部边境的犨（chōu）、栎、郏（jiá）三地同时修筑城池。虽然有弭兵会盟和虢之盟作为保证，郑国人仍然对楚国人这一不太寻常的举动产生了怀疑，赶紧将这件事报告了执政子产。
子产一开始也有点紧张，但是当他得知指挥筑城的是王子黑肱和大宰伯州犁的时候，便放下心来，对大家说：“这事八成不是冲着我们来的，而是楚国的令尹王子围将要办大事，想事先除掉这两位，跟郑国没有任何关系。”
子产的判断一向准确。坊间传闻，有一天早晨子产外出，经过某一家门前，听见有个女人在哭死去的丈夫，就让车夫把车停下来，仔细听那哭声。过了一会儿，他对卫士说：“把那女人带到司法官那里去审问，她的丈夫死得蹊跷。”果不其然，那女人被带到官府，还没上刑就招供了：是她亲手勒死了自己的男人。人们都觉得很惊奇，问子产是怎么知道的。子产说：“我从她的哭声里听到了恐惧。人对于自己亲爱的人，刚生病时是担忧，快死的时候是恐惧，已经死了就是悲哀。如今她哭死去的丈夫，没有哀伤而有恐惧，我就知道必有隐情。”
同年冬天，王子围奉命出访郑国，伍举担任副手。两个人还没有离开楚国边境，郢都传来了楚王熊麇病重的消息。王子围当即决定，伍举继续前往郑国，自己则连夜返回郢都探视病情。
十一月四日，王子围进入郢都，直奔熊麇的寝宫。在将熊麇身边的宫女和宦官都赶到门外后，王子围拔下帽子上的装饰带，绕在熊麇的脖子上，没费多大力气就将他送上了西天。接着又派人杀死了熊麇的儿子熊幕和熊平夏。
王子围的兄弟、时任右尹的王子比得到消息，连忙逃往晋国避难。由于走得太匆忙，他甚至来不及收拾行李，也没有带上太多家人，全部随行人员和行李仅仅装了五辆马车。幸运的是，晋国人没有歧视他，照例供给他一百人的口粮，与先前逃到晋国的秦国大富翁公子鍼享受同一待遇。
王子围的另外一位兄弟、正在筑城的王子黑肱反应也很快，他立刻丢下手中的工作，一路狂奔，逃到了郑国。
只有伯州犁没有意识到危险临近。七年前的城麇之战，王子围和穿封戌争夺战功，正是伯州犁上下其手，将本来属于穿封戌的功劳判给了王子围。因为这件事，伯州犁自认为有恩于王子围。当他听到郢都发生政变的消息，第一个反应不是惊慌，而是沾沾自喜。他暗地里将朝中与王子围关系好的人排了个队，乐滋滋地想，令尹当了国君，自己说不定能够继承令尹的位置呐！再不济也该给个司马干干。那样的话，他这个从晋国流亡而来的伯氏之后就爬到了楚国权力的最高层，墙内开花墙外香，也算是光宗耀祖了。
他万万想不到，王子围派来的使者直接冲入他的营帐，没有给他任何说话的机会，在他脖子上抹了一刀，便结束了他长达近四十年的流亡楚国生涯。
对于王子围来说，这个从晋国来的老头已经没有任何利用价值，反而占着大宰这个重要的职位，还是尽早除掉的好。从杀熊麇、到杀熊幕、熊平夏，再到杀伯州犁，王子围的行事手法无一不干净利落。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不是一个政客，甚至不是一个阴谋家，他只是一个赤裸裸的刽子手，没有任何技巧，有的只是想干就干的执行力。这种白刀子进红刀子出的方式使得他轻而易举地夺取了政权，同时也为他的悲惨结局埋下了伏笔。
从一个细节可以看出王子围的简单粗暴。
熊麇死后，王子围派使者到各国广发讣告。正在郑国访问的伍举接见了使者，他对熊麇之死一点也不感到意外，仅仅是问了一句：“在给郑国的国书上，国君的继承人是如何称呼的？”
“寡大夫围。”
问得意味深长，回答却是不加掩饰，仿佛在肆无忌惮地嘲笑这个世界：我就是以下犯上，以臣弑君，我还要登上这国君的宝座，而且不准备拿出任何能够被你们接受的理由，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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