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正十三年冬，朱元璋向郭子兴提了一个令人意外的要求：把自己的七百名部下交给别人统率，自己只带领汤和等二十四名亲兵离开濠州，向南方去发展势力。
郭子兴大惑不解：你在这待得好好的，我待你也不薄，你怎么要走？
朱元璋回答说，我这正是为您老人家考虑。您想想，濠州城小首领多，你们七位首领挤在这，谁也施展不开，早晚有一天得火并。所谓狡兔三窟，我到外面去开辟一片新领地，万一濠州有事，您就可以远走高飞啊！
郭子兴一想，还真是这么回事，于是放手让朱元璋离去。
离开自己投奔的这第一支农民起义军独立发展，这是朱元璋酝酿已久的想法。他后来在《纪梦》一文中这样描写他作出这一决定的前因后果：
当时，予虽在微卒，尝观帅首之作，度之既久，甚非良谋。明年春，元将贾鲁死，城围解，予归乡里，收残民数百，献之于上官，授我为镇抚。当年冬，彭赵僭称，部下者多凌辱人，予识彼非道，数百人内率二十四名锐者，南游定远。
也就是说，当朱元璋还是一个普通士兵的时候，他暗暗观察起义军首领们的所作所为，感觉他们得过且过，享受一天是一天，不是长久之计。而成了军官后，他判断彭赵二王也并非能成大事之人，自觉和他们一起混下去没有前途。所以才决定“南游定远”，自己开辟根据地。
事实确实如此，赵彭二人的水平并不比郭子兴高到哪里，他们只热衷于抢劫财物，管理军队的唯一手段就是黑社会式的打和杀。朱元璋内心深处对他们很看不起。
通过对彭赵二帅的了解，朱元璋已经明白全国各地那些名头极响的“王”、“帝”、“大元帅”们是怎么回事了。大部分农民领袖眼光短浅，秀才娘子的宁式床就是他们的最终奋斗目标。因此他们注定只能是革命道路上的铺路石，成不了大事。谁能成大事？得是他朱元璋这样的人。因为他天生拥有与众不同的自制力和判断力，凡事都用一生的长度来衡量。所以，他一眼看出其他人“燕巢幕上”的荒唐和可笑，毅然与他们决裂。
南下发展，可以看作是朱元璋对自己的生命大局进行明确规划的起点。
而一旦给他更大的空间，他的能力更加挥洒无余。南下的路上，朱元璋的江湖手段得以牛刀小试。出发不久，他听说定远张家堡有一支三千余人的地主武装，孤军乏粮，在元军与起义军之间左右为难，不知投向哪一方为好。朱元璋亲自前去招降，到了张家堡，巧舌如簧，封官许愿，这支武装的首领大为心动，答应三天后来投朱军。朱元璋大喜，回去等候。不料第二天，又有另一支起义军前去招降这支武装，条件比朱元璋开出的要好，他们变了卦，准备他投。朱元璋一听到消息，当机立断，骑马赶到张家堡外，派人去请首领，说有要事相商。首领一到，朱元璋立刻缴了他的械，派人把他押回朱军，然后又派人到张家堡，说首领又变计，转投朱军。手下不知是计，三千义军放火烧了兵营，跟随而来。首领无法，只好承认了既成事实。就这样，三千地主武装被朱元璋软硬兼施，用欺骗手段招降成功。
朱元璋一路又大量招集那些被灾荒赶得走投无路的农民，“不逾月而众集，赤帜蔽野而盈岗”。大军向南，一举攻下了滁州，队伍发展到了三万人。
就在朱元璋兵势大张之际，郭子兴却陷入危局。原来两虎终于难共一山，正像朱元璋所预测的那样，彭大与赵均用火并，彭大被干掉。郭子兴落入老对头的手里，只因赵均用顾忌朱元璋在滁州的三万兵力，才没敢动手收拾郭子兴。郭子兴不安于位，请求赵均用放他去守滁州。朱元璋也派人花钱买通赵均用的左右，让他们帮郭子兴求情。赵均用居然恩准，郭子兴逃出虎口，带领自己的一万人马来到滁州，朱元璋交出兵权，重受郭子兴节制。郭子兴眼看自己兵势大盛，队伍旗帜鲜明，军容整肃，不禁大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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