攻占集庆之后,朱元璋踌躇满志,心潮澎湃。他登上城楼,极目远眺,这座城池果然如同想象一样雄伟壮丽,周围形势也果然如传说一样虎踞龙盘。他的帝业计划第一步顺利完成,他相信,凭借自己这颗与众不同的大脑,他的最终目的也一定会水到渠成。
在历代,农民起义军大部分是流动作战,打到哪是哪。朱元璋却不是这样。他做事,从来稳扎稳打,步步为营。吃掉一块地方,就要彻底消化,将之建成自己的根据地,然后再向外扩展。
要建立根据地,最重要的是解决军队的粮食问题。对于农民起义军来说,军需往往是最让他们头疼的问题。和元末大部分农民军一样,朱元璋军以前解决粮草供应问题的方式有两种:“稍粮”和“检刮”。
所谓“稍粮”,又称“寨粮”,是一种有组织有纪律的比较文明的抢劫。以前朱元璋军出征之时,都不带粮食,而是随行随抢。具体抢法是在远近乡村山寨“书押大榜(张贴告示),招安乡村百姓,岁纳粮草供给”。
也就是说,命令各村村长里甲交纳粮食草料。如果拒绝呢?那当然是敬酒不吃吃罚酒,玉石俱焚杀无赦了。但是,这种抢劫和我们下面提到的“检刮”比起来,对元末百姓已经是一种极大的恩惠。许多军队实行的是“检刮”,“检刮”二字从字面上就可以看出端倪:“检刮者,尽取而靡有孑遗之意”,也就是见什么抢什么,翻箱倒柜,扒房掘地,如梳如篦,一点不留。军队走了,老百姓也随之一无所有。不仅农民军如此,甚至有的官军也是这样。比如湖广苗军元帅杨完者,因为元廷不向他们提供军饷,他们就四处抄掠,“所过无不残灭”。所以,遇到一支寨粮的军队,一般来讲不会被百姓拒绝,他们再穷再苦,也会勒紧裤带,挤出点东西来,把“军爷”们打发走,然后还要感谢苍天让他们遇到一支文明之师。
而如今,有了自己的根据地,朱元璋决定改变解决粮食问题的方式,不便再强行征取:他决定兴起“大生产运动”,在自己的占领区实行“屯田”。龙凤四年(至正十八年,公元1358年)二月,他任命康茂才为营田使,专门负责兴建水利。又分派诸将在各处开荒垦地,立下规矩,用生产量的多少来决定赏罚。他发布命令说:“若兵食尽资于民,则民力重困。故令尔将士屯田,且耕且战……自今诸将宜督军士,及时开垦,以收地利,庶几兵食充足,国有所赖。”几年工夫,屯田就成绩显著,仓库皆满,军食丰足。龙凤六年闰五月,朱元璋正式下令废除“寨粮”制度,全面实行百分之十的“十一税”,大大减轻了百姓负担。
除了减轻农民负担,朱元璋还对根据地内的“自发土改”予以事实承认。龙凤四年亲征婺州之时,他“命籍户口”,也就是开始登记百姓的地产。当时许多地主逃亡,土地被贫民占领,朱元璋对现
事实证明,朱元璋的眼光确实远高于其他农民军。屯田政策和“自发土改”彻底解决了“军民”、“民民”之间的紧张关系,老百姓欢呼围堵,纷纷来投。根据地内人口剧增,秩序井然,农业生产迅速恢复,为朱元璋政权提供了有力的财政支持。打仗,很多时候较量的是背后的经济实力,朱元璋由此有了远比他人丰厚的资本。
随着政治地位的不断上升,朱元璋越来越认识到,一个出色的政治家,必须是一个高明的演员。在建国之前,朱元璋最拿手的是扮演仁慈的角色。
朱元璋对根据地人民关怀备至,总是把他们的疾苦放在心里。龙凤三年(公元1357年),他亲征婺州,召见当地民众代表,询问他们对军队有什么不满。一个民众代表说,守将邓愈随便征发老百姓筑城,不给一分报酬,还要自带工粮,老百姓颇有怨气。朱元璋立刻严肃地批评了侍立一旁的邓愈,命令他立刻停工。
为了突显自己的仁慈,他对根据地老百姓采取轻刑政策。龙凤三年十二月,朱元璋下令释放监狱里的所有轻重罪囚。次年三月,他又分派官员巡视各地,大面积减轻刑罚。有的官员不理解朱元璋的政策,认为“去年释罪囚,今年又从末减,用法太宽,则人不惧法,法纵弛,无以为治”。也就是说,有部下说他用刑太宽,他却说:“老百姓受的苦够多的了,如今归顺于我,我当然应该照顾照顾。用刑应该以宽厚为本,对人应该以仁慈为本。我要尽最大努力,使老百姓不受冤狱之害。”
在登基之前,朱的部队一直是“仁义之师”,朱本人一直是行“王道”的表率。由此民心归附。岂料据有天下,全国人民被纳入他的牢笼之后,他从宽厚仁慈一变而苛刻残酷,举起手中的鞭子和屠刀,宰割天下,残杀功臣,成为让所有人胆战心惊的魔王。其实,变的并不是朱元璋的本性,而是时势。登基前,他有求于各个社会阶层,需要获得他们的支持。登基后,百姓已经成为他牧下的牛羊,他当然乐于以屠刀和鞭子指挥他们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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