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年前，CCTV6播放的某部电视电影中，有这样一段情节：一个仰慕中国“四大发明”的美国女孩，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却不慎拜了一个半瓶子醋的“砖家”为师。相处期间，女孩很天真无邪地把所有关于中国“四大发明”的事情都要打破沙锅问到底，直叫“砖家”张口结舌。某日女孩又发奇问：“中国人在发明印刷术以前，那么多的书，都是怎么弄出来的？”“砖家”答：“这都不知道？当然是一笔又一笔地抄出来的。”女孩闻言惊呼：“哇，这么多书，一个字一个字地抄出来，好了不起哦！”“砖家”气骂道：“真没见识，这点鸡毛蒜皮的事都大惊小怪。”
如果放在真实的历史上，尤其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我们就会发现，“没见识”的反而是那位“砖家”，在魏晋南北朝乃至整个中国文化的发展历史上，一笔一笔抄出一本书来，无论对于当时还是后世，都绝不是鸡毛蒜皮的小事。而负责抄书的人，更是一群对印刷术发明前整个中国文化的演变极其重要的人，其意义绝不限于抄书写书这一方面，更对中国文化的流变，艺术的多源产生了深远影响。在当时，他们是默默无闻的小人物，但是，是了不起的小人物。
这些了不起的小人物，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书佣。
所谓书佣，顾名思义，就是在当时负责抄书工作的人，按照现代的话说，就是抄写员或者打字员。这样的职业在中国诞生很早，地位也一直不高，名字也发生过多次变化。最早的时候，它曾叫过“书人”、“书手”、“书工”，最后才叫“书佣”，只是不管名字怎么变，身份和工作内容一直没变：抄书。把那些珍藏的典籍，一本一本抄录下来，装订成册，流传于世，给越来越多需要它的人去看。我们今天能够了解到几千年前祖先的历史，传承伟大的华夏文明，他们是背后的无名英雄。
且去看看，这些有名无名的英雄们的真实风貌，他们对印刷术发明前中国历史的演变，究竟产生了哪些至关重要的影响。
一
“书佣”这个称谓，最早出自东汉，虽然书佣都是一些身份卑微的人，但是有历史记录的第一个书佣，却是东汉王朝一个不世出的牛人。后来投笔从戎，开拓西域的大英雄班超。
《后汉书》中，有关班超的记录是这样的：“家贫，常以官佣书以供养，久劳苦。”这是“书佣”一词第一次出现在中国官修史书中，做这个工作确实“劳苦”，每天就是伏在案子上，一笔一划地抄书，而且绝不能潦草，每一笔都要写得方方正正，工作量大，工作强度高，确实不是普通人能干的活，既要字写的好，又要有耐心。在那年头，做这种活的，确实不是普通人，有这种本事的，有多少人愿意凭这个工作混饭吃？至少贵族子弟，儒家学子，大多数都是不屑去做的。愿意凭这个混饭吃的，大多数又没有这个本事，没文化的，或者是粗通点文墨的都不行，文化不错但是字写得烂的同样不行。所以古代做这个工作的，基本是这样几类人：一是贫寒的书生，二是破落贵族子弟，甚至还有犯罪服役的囚犯。而这么高难度的工作，在东汉时期工资又有多少呢？东汉侯谨的《汉德皇传》里，就记载了一个叫普盖的书佣，说他每个月“得钱，足供而已，不取其余”。也就是说，书佣们当时每个月的薪水，除了吃穿外，基本就什么都剩不下了。待遇低，工作却相当辛苦，甚至辛苦到变态，班超自己说过，他做书佣的时候，每天只能睡5个小时，其他的时间，都在没完没了地抄写，辛辛苦苦的劳动成果，还经常被领导“枪毙”掉重来，可以说是既吃力又不讨好。当然，这时期的书佣，和过去的“书工”已经大不相同，先秦时期的“书工”，基本属于权贵们的私人奴仆，最多是个高级奴隶。而到了汉朝，书佣不但是自由民，也是“吃国家财政”的，由国家雇佣书佣，并且支付工资。因为这时期中国的文化形势已经大不相同，汉帝国作为大一统的中央王朝，修书已经成了重要的“精神文明建设”，要修的书多，需要的人手也多。给国家干活，自然也要国家开工资。所以在汉朝的大多数时候，书佣这个工作本身很有前途，但干这个工作的人，基本都没什么前途，即使是后来名垂青史的班超，也是拜了愤然跳槽所赐。
到了东汉晚期，这个原本没前途的工作，却变得越来越有前途，特别是干这项工作的人，投笔从戎的少了，扎根本职工作并且干出前途来的，越来越多了。比如小说《三国演义》里配合黄盖一起使“苦肉计”的东吴谋士阚泽。在《三国志》的记录中，就说他早年“居贫无资，常为人佣书，以供纸笔”。也就是说，阚泽正是凭着做书佣的经历勤工俭学，挣够了读书上进的钱，最终出人头地的。而且特别需要注意的是，阚泽的“为人佣书”，不是给国家打工，而是给私人打工，替人抄书收钱。也就是说，这时期的书佣们，已经不仅仅有“国家在册职工”，更出现了个体户。按照价值规律的说法，这当然是因为供求关系决定的——这时期修书的多了，不但有国家官修典籍，更有私人修书，对书佣需求量大。《晋书》在记录文学家左思的时候，说到左思新作写成后，当地的世家大族纷纷雇人抄写，广为流传，可以看出这时候的世家大族里，“修书”已经成了一种风尚。修书的多了，市场上的书籍自然也多，《北齐书》里就记录过这样的事：有书贩子跑到北齐来贩卖南朝的图书，并且说明可以先看后买，结果有些买书的，在拿回家“先看”的时候，就故意花钱找人抄录了，然后再把原版退还给书贩子。这时候的中国图书市场，并没有因为战乱而凋零，反而火爆得不行。大量图书的商业化，自然也让“书佣”业商业化，这时期的书佣们，已经不再受政府控制，反而成为红红火火的书佣市场的“自由人”了。
这种情况的发生，后人大多都说到“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等原因上，但根子上的原因，恐怕有3个，第一就是造纸术的发明，造纸术产生于汉朝，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已经推广到全国。在造纸术成型之前，中国的书籍主要都是用竹简和布帛来抄录的，竹简笨重，布帛昂贵，抄一本书的成本自然也高，别说通老百姓家，就是世家大族，也没多少人肯花这个闲钱的，能出起这个钱的，也只有国家。有了造纸术，情况就反过来了，纸张的价格远远比布帛便宜的多，稍微有点钱的都修得起，如此一来，修书的人自然多了，不但国家的修书量大增，私人修书业也大批兴起。在没有印刷术的情况下，修书也就意味着要找人抄书，能够又快又好抄写图书的书佣们，自然也就变得很有前途，成了官府以及世家大族争抢的香饽饽，待遇当然水涨船高。东汉早期的书佣们，工资只够温饱，三国时期的书佣们，工资已经有大量盈余，比如阚泽，就可以用抄书的工资，供自己读书上学。到了西晋时期，有大臣在揭露世家大族骄奢淫逸时，也拿着书佣们的工资说事，说这时候书佣们给世家大族修书的工资，比起东汉的时候已经上升了6倍，这个涨幅很显然比较夸张，但是书佣们工资待遇的提升，却是不争的事实。到了南北朝时期，书佣们的待遇更是芝麻开花节节高。比如北魏的文献里记载，北魏名士房景先，早年靠兄长做书佣来养活，后来他耻于如此，也做了书佣，很快家庭就摆脱了贫寒。而南朝的书佣崔光更是高薪，他给南朝王家做书佣长达十几年，之前只是个家境贫寒的寒门子弟，做了书佣后，不但家境好转，后来还有钱买房置地，成了当时的新富阶层。如此局面，皆与当时修书者日多大有关系。
而书佣业的兴起，另一个被忽略的原因，就是佛教的广泛传播。南北朝时期是佛教的极盛时代，无论是北方的鲜卑族政权，还是南方的宋齐梁陈政权，都大力修佛礼佛，这时期的各种“佛事”，不只有修建寺庙，更要翻译整理海外传进来的佛教典籍。东晋年间，还发生了著名的“法显西游”事件，北方的高僧法显到印度取经，带回了珍贵佛教资料，并从印度乘船回到了东晋，佛经取回来了，但是外文的，既要整理更要翻译，修书工作刻不容缓。而当时的各个寺庙，也把自己寺庙拥有典籍的数量，作为寺庙“档次”的标志。为了提高自己寺院的地位，许多寺庙自己出钱，招募书佣参加修书，这样的结果，就是书佣数量日益增多。
书佣业繁荣，书佣需求量大，使当时越来越多的人投入到这项工作中。这时候的书佣们，在工种上也有了区分，和做佃户一样，书佣们也有“长工”和“短工”之分。所谓的“长工”，就是长期受雇于一家雇主的书佣，这一类的书佣，和雇主有“长期合同”，他们的收入比较稳定，但是分配到每次抄写的收益上，就显得不是太高。另外有一种书佣叫“短工”，他们给雇主抄书，大多都是短期合作，给这家干几天，很快又给另一家去干了，这一类书佣，在收入上也有分化，要么是收入很低的菜鸟，要么是收入不菲的“明星人物”。比如南朝时期的书佣陈光，在当时是建康知名的“大明星”，他经常每天出入三四家雇主，均能保证质量完成，他的字在当时比较有名，外加抄写速度快，以至于当时的世家大族，都以邀请到他为自己做书佣为荣。行行出状元，放在书佣这个职业上也不假。只不过，当时书佣需求量增大不假，但是市场上有这么多“书佣”吗？毕竟在那个时代里，老百姓还是以不识字的居多，外加这个工作要求很高，不是认两个字就能干的。事实是，这时候的书佣是非常多的，并且日益高素质化。东汉时期的书佣，大多都是平民，而到了魏晋南北朝，特别是南北朝的晚期，书佣已经基本是高素质的知识分子，其中甚至还包括许多破落世家大族的子弟。书佣的整体素质，在这过程中水涨船高。
这也恰恰是南北朝书佣业繁荣的另一大原因：士族制度的逐渐衰落。书佣业的兴起，在前期得益于世家大族的暴富，这样他们有钱去修书。这时候，却也得益于世家大族的衰弱，因为这样一来，中国长江南北都出现了大量取代世家大族的寒门阶层，这些人出身低微，为了提高自己的地位，自然要做一些贴金的事情。修书，就是最好的贴金手段，这些有钱没地位的人，在修书上往往舍得花钱。比如后来成为南朝梁朝开国皇帝的萧衍，在做将军的时候，就曾在京口重金招募书佣，编订历代文选。南北朝晚期，都发生了对世家大族的大规模屠杀，仅以北齐而论，被清洗掉的世家大族，就有杨、高等多家，这些家族败落后，成员树倒猢狲散，为了填饱肚子，士族的脸面也就顾不得了。北齐王子高澄在修书的时候，就曾雇佣过河南元家的子孙。西魏名臣苏绰也曾在南朝俘虏中，精选出“良家子弟五十多人”参加他主持的经籍整理。书佣素质的提高，使这一时期的修书，无论从质量还是数量上，都超过了前代。
二
书佣的兴起，看似只是个文化事件，其实却是一个重要的政治事件。公认的事实是，书佣本身就是魏晋南北朝文化发展的见证。魏晋南北朝时代，虽然长期战乱，但中华文明却持续传承了下来，比如南北的各个政权，都大力发展教育，设立学堂。而且各个政权对于修书都非常重视，比如魏文帝曹丕就曾说“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世”，文化在这个时代所得到的尊重，远远超过了前代。在那些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里，经过早期的杀戮之后，他们也渐渐懂得了“马背下治天下”的道理，开始了方式各异的汉化改革，而汉化的过程，对图书的需求就会加大。梁武帝在位时期的梁朝，虽然在政治上乏善可陈，文化上却大有贡献，当时的梁朝“四境之内，家有文史”。可以说，修书以及书佣的繁荣，是当时南北朝文化政策的表现。
修书业的勃兴，也带动了当时中国教育业的发展，特别是私学的兴起。当时很多学者都开办私学，求学者不但有世家子弟，更有平民百姓家的孩子，中国的文化，在平民之中得到广泛的传播，这样的局面，也让书佣的来源大大丰富了。文化贫民的增多，让寒门阶层的力量大大增强，庶族地主们势力日益扩充，对南北朝统治阶层来说，这是一件影响彼此力量对比的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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