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衍和王导是如何一手缔造东晋王朝的呢?那得先从王导、司马睿一行初到江南时的南北情况说起。
此时在北方(长江以北),东海王司马越成了八王之乱的最终胜利者,可他接手的国家,内是因连年战乱而满目疮痍的社会,外有匈奴、羯族、鲜卑等异族铁骑的虎视眈眈,可谓危在旦夕。面对每况愈下,朝不保夕的形势,司马越和他的政治盟友王衍制定了屯兵中原、荆州、青州宛如“狡兔三窟”的整体防御计划;同时,又命王衍堂弟王导携同琅邪王司马睿南下江东,坐镇建康(今南京市),与湖北、湖南遥相呼应,保卫司马越的大本营徐州(今苏北地区),并同中原地区互成犄角。
此时在南方(长江以南),以“顾、陆、朱、张”为首的土家大族,也明白连年战乱,又受到强大游牧民族威胁的中原王朝大势已去。此时他们面临着两种选择:一,在江东找到一个类似当年孙坚父子式的英豪人物,带领他们重新割据自立,这样能最大限度地保障江南土家大族的利益,此为上策。二,接纳南渡的晋皇室和中原士族,与他们共建政权,并在新政权中得到权位和经济利益的充分尊重,此为中策。但当时的实际情况是,他们并没有在南方找到一个类似孙坚父子式的英雄人物;如果贸然逞强,割据自立,实在太过冒险,于是他们便只好退而求其次,选择中策,即与中原士族共建政权,共享利益。
王导和司马睿便是在这样的南北环境下,来到江东的。
一个成熟的赌徒在下注前,总要先观察一段时间局面;政治人物在决定站哪个队时,同样如此。起初,江南士族对初来乍到的王导和司马睿也有怀疑,不知这些从前在北方高高在上、不可一世的中原豪门会如何看待自己。所以,也就没有太多主动的积极表示。
那么,在这种有些僵持,处于试探阶段的交往中,王导是如何做到“Ice Break”,如何为司马睿在江南打开局面,取得南方土家大族支持的呢?
王导首先用吴语扣开了江南人士的心扉,打消了他们的疑虑。王导一到江南,便苦练吴语,小有所成后,便立刻用还不太标准娴熟的吴语主动同许多江南人士交谈。那些江南人士们,听到赫赫有名的中原第一家族,琅邪王氏的名士,竟主动用吴地方言同自己交谈,无不感到深深的触动,感到了王导对他们的尊重和王导的一片赤诚,渐渐地对王导和王导极力推崇的司马睿有了好感,开始频繁交流,并且渐生爱戴之心,拥护之意。
王导不但自己和江南人士用吴语交谈,也鼓励其他北方人士学习吴语,并多用吴语同南方人交流。很显然,这样一种“入乡随俗”的友善表示,大大消除了南北人士之间的隔阂,拉近了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更重要的是取得了南方人士对司马睿、王导一行人的好感和支持(王导安排司马睿和众中原名士在建康城举行华丽隆重的车骑游行,以吸引南方士族侧目之事,后经多位名学者考证,确定属后人加工创作,所以笔者在此不录)。
那么,在王导、司马睿一行人渐渐在江南立稳脚根之时,中国北方的情况又怎么样呢?
公元311年,匈奴首领刘聪遣多路大军入侵中原,先是大将石勒在苦县宁平城(今河南鹿邑),围歼晋中原主力10余万人,太尉王衍、36位王爷、以及众多当时名士都不幸遇难。同年,匈奴另一大将刘曜又攻陷晋都城洛阳,俘虏了晋怀帝,并在京城里大肆烧杀抢掠,屠杀3万多士兵百姓。可以说,当时的中原在异族铁骑的蹂躏下,已经由中华文明的摇篮变为了满是烧杀抢掠的人间炼狱。大量汉族百姓、士族子弟为了躲避强盗的洗劫,恶魔的追杀,不得不背起行囊,携妻带子,举家南渡长江,流落江南。这一年,史称“永嘉之乱,衣冠南渡”。
面对源源不断南下避乱的北方老乡,冷静、沉着的王导显示出了一个成熟政治家的气度和智慧。他向司马睿提了三点建议:一,设立侨州侨县以安置大量的北方难民;二,选拔其中有威望,有才干的士子,为我所用;三,要求南下的北方大族在圈占田产时,尽量避开江南土家大族的势力范围,不要去触及他们固有的土地利益。
后来,这三项建议被司马睿一一采纳,并成为推动东晋立国的关键性因素。第一,侨州侨县的设立,使得大量北方难民在南方有了栖身之所,点燃了他们重建家园的希望,他们自然对司马睿感激拥护;另外,北方流民的涌入,为开发经济落后的江南,带来了大量劳动力和北方先进的农业生产科技,这些都刺激了南方经济的繁荣。第二,任用大量南渡的士族子弟,使得司马睿王府精英荟萃,既笼络了南渡北方士族的心,又为日后的东晋政府做好了人力资源的储备。第三,不去触及江南土著大族的固有土地利益,使得江南大族在司马睿那里,得到了尊重和利益上的安全感,所以也对司马睿、王导真心支持。王导、司马睿能够雄据东南半壁江山,还有另外一个关键因素军方实力派的支持。
王导一方面在建康为司马睿立国江南做着种种内政准备,一方面又积极游说琅邪王氏的另一个重量级人物,此时正屯重兵于建康上游军事重镇扬州的他的堂兄王敦,劝说他与自己统一立场,支持琅邪王司马睿。结果,王敦在王导的游说下,非但旗帜鲜明地支持司马睿,还用实际的军事行动为司马睿立国江南扫清障碍。公元311年,王敦先是亲自率军击杀了不肯听命司马睿的江州刺史华轶;3年后,他又派大将陶侃剿灭了活跃于湖北、湖南一带以杜弢为首的四川流民军。可以说,王敦用“铁和血”为东晋立国做好了军事上的准备。
王导做好了内政上的准备,王敦又做好了军事上的准备,此时,司马睿立国江南可谓万事具备只欠东风了。
公元316年,长安被匈奴铁骑踏破,晋愍帝被俘,王氏兄弟和司马睿终于等来了“东风”。王敦作为威名显赫的大将,率先向司马睿上劝进表,支持他称帝江南。在王敦的带动下,其他拥兵在外的大将,如并州刺史刘琨、豫州刺史祖逖、幽州刺史段匹(鲜卑人)等也先后上劝进表,支持司马睿称帝。
公元318年,在晋怀帝、愍帝先后被俘,北方流民,南北方士族和军事实力派人物一致支持的情况下,司马睿水到渠成,顺理成章地在建康登上皇位,东晋正式立国。至于晋书记载的晋元帝司马睿登基时,邀请王导与他共坐龙椅,接受百官朝贺,“王与马共天下”一事,虽属后人加工渲染,不太可信,但至少能说明两点:一,司马睿对王导一手策划帮助他这个皇室远支子弟登上皇位,心怀感激;二,也是更重要的一点,在东晋“王与马共天下”的政治格局中,琅邪王氏居主导,皇权处弱势,所以司马睿不得不对王导敬重有加。
晋国初建,“王与马共天下”的实质是王导在京城总理内政,王敦在外总督军事。可以说,皇权在与琅邪王氏所代表的贵族特权的斗争中,完全处于弱势。
正因为如此,司马睿继位不久,便对琅邪王氏有了“鸟尽弓藏”的想法。他重用寒族子弟刘隗、刁协,有什么重大决策都与他们商量,而不让王导参与,希望以此逐渐驾空王导在中央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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