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忠嗣，初名王训，太原人，出身于军旅家庭，父亲王海宾是开元年间抗击吐蕃的一员骁将，官任太子右卫率、丰安军使，以骁勇善战闻名于陇西一带。开元二年七月，唐军与吐蕃军队在渭州（今甘肃平凉市）附近进行了一场大规模会战，王海宾任先锋，在渭州西面的武阶驿与敌军遭遇，经过一番苦战，大破吐军前锋，杀获甚众。
吐蕃军队迅速反扑，出动主力将孤军深入的王海宾部团团包围。形势危急之时，后方的唐军诸将因嫉妒王海宾的军功，竟然全都按兵不动。王海宾力战多时，终因寡不敌众而壮烈殉国。其后，唐军主力才乘势发动反攻，大破吐蕃军队，斩首一万七千级，缴获战马七万五千匹、牛羊十四万头。
战后，玄宗感念王海宾的忠勇，追赠其为左金吾大将军。
王海宾为国捐躯的这一年，王训年仅九岁，玄宗就把他接到了宫中抚养，并授予朝散大夫、尚辇奉御之职，赐名忠嗣。正所谓将门出虎子，王忠嗣长大后，为人英武沉毅，稳重寡言，并熟读兵书，谋略过人。玄宗经常召见他，与他谈论兵法，王忠嗣“应对纵横，皆出意表”，玄宗不禁赞叹：“尔后必为良将！”（《旧唐书·王忠嗣传》）
开元中期，王忠嗣进入军界，先后效力于河西节度使萧嵩、朔方节度使李祎麾下，因勇猛善战，屡立战功，历任河西讨击副使、左威卫将军、代州都督等职，赐爵清源县男，并赐紫金鱼袋。开元末，因军功显赫升任河东、朔方节度使。天宝元年，又兼灵州（今宁夏灵武西南）都督，其后率部北伐突厥，数战皆捷，致使“塞外晏然，虏不敢入”。随后因功加授左武卫大将军。
天宝四年，又兼摄御史大夫，进爵清源县公。
王忠嗣年轻时颇以勇猛善战自负，但是随着年龄、阅历的增长，尤其是在担任节度使之后，其性格中沉稳持重的一面就显露出来了。他常说：“国家升平之时，为将者在抚其众而已，吾不欲疲中国之力以徼功名耳。”（《旧唐书·王忠嗣传》）
很显然，王忠嗣并不是一个好勇斗狠、头脑简单的武夫，而是一个拥有政治眼光的军事家。他深知，战争只是维护国家安全的一种手段，并不是军人从军的唯一目的，更不能作为个人捞取功名利禄的工具。换言之，作为一个带兵打仗的将军，他并不缺乏勇悍的作风，但是作为一个身兼数职的封疆大吏，他就必须从政治、经济、国防、民生等多个角度，全面而理性地看待战争。
王忠嗣有一张重达150斤的漆弓，但从来不用，一直藏在袋子里，目的就是为了表明自己决不轻易使用武力。不过王忠嗣也知道，他手下的很多官兵都渴望建立军功，普遍存在好战情绪，不见得能理解他的思想，因此，王忠嗣并没有一味采取消极防御的战略，而是经常在必要的情况下主动出击。
但是，王忠嗣从不打无把握之战。每次出战之前，他都会派出大量间谍深入敌境，详细掌握敌方的各种情报，然后制订极具针对性的作战计划，最后再发兵奇袭。如此一来，不仅能够最大程度地减少己方伤亡，而且几乎能够做到每战必胜。在这种有勇有谋的长官手下打仗，官兵们当然都非常乐意。
然而，尽管王忠嗣的军事思想于兵、于民、于国都是有利的，可却与另外一个人的军事思想产生了冲突。
这个人就是玄宗李隆基。
差不过从开元中后期开始，李隆基就逐渐抛弃了姚崇当年提出的“不幸边功”的执政方略，变得好大喜功，一心想要开疆拓土，鹰扬国威。按理说，作为一个雄才大略的皇帝，拥有这样的思想和心态并不能算错，可问题是“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天子一旦好大喜功，军队必然会为了邀功而滋生好战情绪。在这种情况下，战争就不再是政治的延续，而有可能变成一匹脱缰的野马，失去理性的驾驭，最后为百姓和国家带来不必要的战争灾难。古今中外的历史上，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远的不说，就说隋炀帝杨广，正是在好大喜功的心态的驱使下，才把隋帝国变成了一辆疯狂的战车，最终导致了王朝的覆灭。
也许，正是鉴于这样的历史教训，王忠嗣才会逐渐形成以防御为主的稳健的战略思想。可遗憾的是，这样的稳健最后必然会被玄宗视为保守和消极，也必然会与玄宗的激进思想产生冲突。
天宝五年，皇甫惟明因韦坚案遭到贬谪，其河西、陇右节度使之职旋即由王忠嗣兼任。一时间，王忠嗣“佩四将印，控制万里，劲兵重镇，皆归掌握，自国初以来，未之有也”。（《旧唐书·王忠嗣传》）
天宝初年，唐帝国总共设置了九大节度使，如今王忠嗣一人就占去了四个，实在是有够拉风。面对如此拉风的王忠嗣，有个人自然会感到强烈的威胁。
这个人就是李林甫。
从开元中期以迄天宝，许多人都是因为建立边功、受到玄宗赏识，从而出将入相、位登宰辅的，如张嘉贞、王晙、张说、杜暹、萧嵩、牛仙客，以及后来差一点入相的安禄山等。如今，王忠嗣一人身兼四节度，声势和威名如日中天，放眼天下，已经没有谁比他更有资格入朝拜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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