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军出潼关后，整整走了三天，才到达灵宝（今河南灵宝市东北）西原。此处名为西原，实际上并不是一马平川的平原，而是北有黄河之险，南有崤山之阻，中间仅有一条狭窄的隘道，而且长达七十里。
很显然，这样的地形对于大兵团的行军是极为不利的。哥舒翰的十八万大军不仅不能展开，而且很容易在隘道中成淤塞之势。
更为致命的是，敌人如果在这个地方打伏击，十八万唐军势必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成为任人宰割的十八万头羔羊。
如此得天独厚的伏击地形，如此难得的全歼唐军的机会，崔乾祐会放过吗？
当然不会。
他早就在这里张好了一个口袋，就等唐军乖乖往里钻了。
事实上，哥舒翰并非没有察觉到前方的危险。唐军于六月七日进抵灵宝西原的隘口，前锋就与崔乾祐的燕军发生了小规模的遭遇战。既然崔乾祐已经从陕郡移兵至此，那分明意味着——前方七十里长的隘道肯定隐藏着重重杀机。
换言之，唐军必将在此遭遇一场恶战！
由于有了这样的心理准备，所以哥舒翰不敢贸然进军，而是命大军在隘口宿营了一夜。假如哥舒翰不是身负东征之命，他一定不会轻易进入隘道，而是会想办法迫使燕军到隘口决战，如此便能避免被伏击的命运。然而，不幸的是：哥舒翰军令在身，如果不能在最短的时间内克复陕郡、进军洛阳，朝廷必然会追究他的迁延逗留之责。因此，即便明知道前面的燕军正严阵以待、虎视眈眈，哥舒翰也只能硬着头皮往前走。
八日清晨，哥舒翰与部将田良丘先行乘船进入黄河，在河流中央观察敌情。他发现燕军兵力并不太多，才下达命令，让大军缓缓开进隘道。他命王思礼率五万人为前锋，命庞忠等将领率主力十万继之，自己则另率三万人渡过黄河，在北岸的一处高地上擂动战鼓，为南岸的唐军助威。
哥舒翰如此布阵，足见其内心还是非常谨慎的。他把大军一分为三，显然是不希望把所有鸡蛋都放在同一个篮子里。此外，亲率三万人渡到黄河北岸，一则是以此作为预备队，二则是万一南岸主力遇袭兵败，自己手里头至少还能留一点本钱。从消极意义上说，这是逃命的本钱；从积极意义上说，这也是日后整兵再战的本钱。
尽管哥舒翰已经作了最坏的打算，可令人遗憾的是，这场战役的结局还是比他预想的要坏得多。
王思礼率前锋进入隘道后，发现前面的燕军最多不过万人，而且十个一伙，五个一堆，“散如流星，或疏或密，或前或却”，根本没有一个像样的阵形。
唐军官兵们不约而同地笑了——看来朝廷接到的情报是准确的，崔乾祐的燕军的确是一帮军纪松懈的老弱残兵。
此刻，正在崤山的峭壁上密切监视唐军的崔乾祐也笑了——因为羊入虎口了。
接下来发生的一切可想而知了。唐军前锋刚与燕军接战，燕军的散兵游勇就赶紧卷起军旗，抱头鼠窜。唐军士气大振，立即乘胜追击。等到毫无防备的唐军前锋全部进入伏击圈，崔乾祐令旗一挥，无数的巨石檑木自悬崖峭壁上滚滚而下，顷刻间就把大部分唐军士兵砸成了肉泥。剩下的唐军在逼仄的隘道里挤成一团，手中的长枪长槊不仅派不上用场，而且时不时还捅到了自己人身上。
得知前锋遭到伏击，伤亡惨重，哥舒翰连忙出动早已准备好的毡车，将其推到队伍前列，准备用它们冲开一条血路。所谓毡车，大概是用结实的牛毡裹住车厢，在上面画满骇人的牛头马面，然后在车厢周身插满长枪大刀，锋刃朝外。可想而知，这种战车在向敌人发起冲锋时，应该是很有震慑力和杀伤力的。
然而，崔乾祐似乎早就料到哥舒翰会来这么一手。他命士兵用数十辆装满枯草的车塞住道路，然后纵火焚烧，滚滚浓烟顿时冲天而起。此时已近中午，烈日高悬中天，本来便已酷热难当，加之东风又起，烈焰浓烟一齐冲向唐军，人人睁不开眼目，只能在烟雾中刀枪乱舞，结果杀死的都是自己人。后面的弓弩手看见前方打得热火朝天，以为燕军杀了过来，于是万箭齐发，直到箭囊全都空了，日影西斜，烟雾散尽，唐军官兵们才蓦然发现，前方只有几十辆烧焦的草车，一个燕兵也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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