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德元年（公元756年）七月二十八日，玄宗一行历经艰险，终于抵达此次流亡的终点站——成都。随同他抵达成都的扈从官员和禁军将士，只有一千三百人。
为时四十多天的流亡生涯宣告结束。回想起一路上所经历的饥饿、疲惫、忧愁、恐惧、痛苦、哀伤，玄宗的心情真是久久难以平静。
八月二日，玄宗发布了一道大赦天下的诏书，似乎是要与天下人分享他劫后余生的喜悦。同一天，河北官员第五琦（“第五”是复姓）入蜀觐见，向玄宗奏报说，平叛战争需要庞大的军费开支，而帝国的财赋重镇在江淮地区，如果玄宗授予他相应职位，让他专门负责管理江淮财赋，他保证能为各地的平叛官兵提供源源不断的军费。玄宗闻奏，欣然授予第五琦监察御史、江淮租庸使之职。
而在此之前，玄宗在入蜀的一路上已经先后任命崔圆、房琯、崔涣为宰相，对流亡朝廷的权力高层进行了必要的重组。种种迹象表明，从马嵬驿之变后，玄宗显然一直在努力走出事变的阴影，并一直在尝试着重新履行一个皇帝的职责。再结合玄宗在普安发布的那道具有战略意义的诏书来看，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此刻的玄宗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以往的自信和从容，并且已经作好了“从头收拾旧山河”的充分准备。
然而，历史老儿却在这时候跟他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
八月十二日，几个来自灵武的使者风尘仆仆地抵达成都，给玄宗带来了太子李亨已于一个月前在灵武即位的消息。
尽管马嵬分兵的那一刻，玄宗对这一天的到来已经或多或少有所预感，可当它真的到来时，玄宗还是感到了极大的意外和震惊。
当然，他没有让内心的惊愕流露在脸上。
事实上，作为一个君临天下已经四十四年的皇帝，作为一个经验极度丰富的政治家，玄宗很清楚自己应该怎么做。所以，他只用了很短的时间就在思想上完成了自我说服的工作，在心态上完成了从皇帝到太上皇的角色转换。因为他知道——面对这场前所未有的叛乱，正值盛年的儿子李亨肯定比他这个七十老翁更适合作为戡乱平叛的领袖，也更有可能带领李唐臣民取得这场战争的胜利。
尽管李亨先上车后补票的做法让他很有些不爽和纠结，可既然生米已经做成熟饭，玄宗也只能面对现实，把内心的种种负面情绪扼杀在萌芽状态，并且以大局为重，把国家利益置于个人的政治利益之上。
因此，当灵武使者不无忐忑地向玄宗呈上太子的奏章时，玄宗立刻报以一个宽宏而豁达的笑容，同时一脸欣慰地说：“吾儿应天顺人，吾复何忧！”（《资治通鉴》卷二一八）
八月十六日，玄宗最后一次以皇帝身份发布诏书，宣称自即日起，由他发布的公文不再称为诏书或敕令，而称为“诰”；皇帝向他呈送表疏时，一律称他为太上皇。此外，所有军国大事，一概交由皇帝裁决，事后再向他奏报；一旦收复长安，他就不再过问任何政务。
八月十八日，玄宗又命宰相韦见素、房琯、崔涣携带传国玉玺和传位诏书，代表他前往灵武，正式册封李亨为帝。
短短几天之内，玄宗就快速启动了皇权交接的程序，把手中的权力全盘移交给了李亨，仅仅保留了对军国大事的知情权，而且这个有限的权力还是有时效性的，一旦回到长安就自动取消。也就是说，一旦天下稍定，玄宗就要作为一个两耳不闻窗外事的太上皇，彻底淡出帝国的政治舞台。
毫无疑问，这是一个非常漂亮的谢幕姿态。
玄宗并非不喜欢权力，也并非不眷恋这块由他主宰了将近半个世纪的政治舞台，可他最后还是果断地选择了退出，并且干脆利落，一点也不拖泥带水。仅此一点，他就比历史上那些死到临头还抱着权力不撒手的皇帝强多了。虽然玄宗这么做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形势所迫，但假如他丝毫没有放权的念头和急流勇退的智慧，也绝不可能在历史上留下一个这么完美的谢幕姿态。
从这个意义上说，唐玄宗李隆基的确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尽管由于他晚年的荒疏朝政和骄奢淫逸，最终导致了安史之乱的爆发，可当他一旦清醒过来的时候，我们仍然可以领略到一个杰出政治家所特有的那种智慧与胸襟。
简言之，真正了不起的人物往往要同时具备两种素质：一是拿得起，二是放得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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