垂拱二年（公元686年）正月，长期处于软禁状态的睿宗李旦忽然接到太后的一道诏书，说是要“复政于皇帝”。李旦大为惶恐。他太了解自己的母亲了，三个兄长过去的遭遇已经给他留下太多血的教训，所以他很清楚，母亲这么做，绝不是真心想要归还政权颐养天年，而是打算一边堵住天下人的悠悠众口，一边试探他的态度。
有鉴于此，李旦当然只能一再上表坚决辞让。他声称，自己既没有兴趣打理朝政，更没有能力统治天下，所以为了社稷苍生的福祉，还须母亲勉为其难，继续临朝听政。
看着李旦一连呈上的三道让表，武后笑了。
看来还是老四比较聪明啊，当初他的三个哥哥要是像他这般乖巧的话，不就什么事都没了吗？
武后的还政表演确实是高明而有效的。从此，那些口口声声要求太后还政的人就不得不保持缄默了。但是武后知道，很多宗室亲王和文武大臣嘴上不说什么，可并不代表他们心里面没有想法。换言之，很多人不会心甘情愿接受她的统治，他们心里肯定藏着许多怨言，甚至很可能藏有对武后不利的企图。
自从徐敬业兵变，裴炎逼宫，宰相百官联名上书等一系列恶性事件发生之后，武后就一直在考虑一件事情，那就是——如何才能深入人们的内心世界，预先察觉阴谋的存在？如何防患于未然，把所有不利于她统治的事物全都扼杀在萌芽状态？
作为武后精心思考的结果，垂拱二年三月，一项全新的制度在大唐帝国应运而生。
这就是“匦检制度”。
所谓匦检制度，说好听点叫做广开言路，下情上达，说难听点就是鼓励天下人都来告密。具体的操作方法，就是在朝堂前设置一个四四方方的大铜箱，分成四格，开四个孔，可入不可出。四面正对东南西北，涂成四种颜色。东面青色，名“延恩匦”，求仕进者投之；南面红色，名“招谏匦”，言朝政得失者投之；西面白色，名“伸冤匦”，有冤抑者投之；北面黑色，名“通玄匦”，言天象灾变及军机秘计者投之。（《资治通鉴》卷二○三）
朝廷以谏议大夫、补阙、拾遗各一人为“知匦使”，以御史中丞、侍御史各一人为“理匦使”。每天傍晚由知匦使开箱审阅，紧急事件先行处理，其余转呈中书省和理匦使，最后再向武后汇总上报。补阙、拾遗的官职以及匦使的设置，都是武后的发明。而具体设计制造铜匦的人，名叫鱼保家，是当初裴炎案的审查官之一侍御史鱼承晔之子。
虽然朝堂前的这口大铜匦并不仅仅只为告密而设，但是知匦使每天拿到的最多的奏状，都是从那面漆黑阴森的通玄匦中取出的，其他三匦则形同虚设。
这绝不是一个偶然。
因为，相对于“求仕进”“言得失”“伸冤抑”而言，人们显然对告密更为情有独钟。文明元年那个禁军飞骑告密事件，至今依然清晰地烙印在人们的记忆中，并且闪烁着一种蛊惑人心的幽玄之光。这道光照亮了很多人的梦想——通过告密一夜之间飞黄腾达的梦想。
当然，这也恰恰是武后最希望看到的。
不让群众互相检举揭发，她怎么可能知道群众心里都在想些什么，又怎么可能知道他们都在背地里干些什么呢？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第一个被铜匦中的密状揭了老底，从而被武后砍头的，不是别人，正是铜匦的设计制造者——鱼保家。
鱼保家无疑是个能工巧匠，但他的智慧最初并不是贡献给武后，而是贡献给了徐敬业的。因为他曾是徐敬业的好友，所以当徐敬业起兵时，他便把刀、弩、攻城车等兵器的制造技术传授给了叛军。徐敬业兵败后，鱼保家侥幸躲过了朝廷的清查，但一直惶惶不可终日。为了捞取一些政治资本以便安身立命，他仔细观察了朝廷的政治风向，然后主动上书给武后，提出了四格铜匦的设计思路。
鱼保家的设计方案得到了武后的高度赞赏，随后便奉命制造了铜匦。原以为过去的政治污点再也不会有人提起，而未来的荣华富贵也将因首创铜匦之功而有了保障。但是鱼保家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就是他亲手设计并制造的这口大铜箱，头一个就把他自己埋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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