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人会否认，几千年来，中国一直是一个男尊女卑的社会。在古代中国，男性垄断了政治、经济、文化等方方面面的社会资源，制定了一套男权至上的意识形态和游戏规则，而绝大多数女性只能沦为男人的附庸，连受教育的权利都没有，更不用说参政议政了。
然而，武曌却颠覆了这个传统。
虽然她不是一个女权主义者，也无法用她掌握的权力改变当时的社会结构，更谈不上提高女性的社会地位，但是，她却用她的实际行动告诉世人——女人并非天生是男人的附庸，也并非注定与权力无缘；女人也有能力统治天下，也有资格统治男人！
尽管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武曌对男权社会的颠覆只能是一种个人行为，不可能具有制度变革的性质，但她的行为足以对后来的女性形成强大的诱惑力。在她之后，许多女性对权力的热望便被不可遏止地撩拨了起来，从此一发不可收拾。
就像春天里疯狂生长的藤蔓，又像冬眠中被猝然惊醒的蛇一样，那种潜藏在她们内心的权力欲望一旦被唤醒，就再也无法被压抑和禁锢了……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在后武曌时代，把武曌的人生故事视为励志教材和成功宝典的，绝不仅仅只有皇后韦氏一人。人们不难发现，在著名政治女性如太平公主、安乐公主、上官婉儿等人身上，都或多或少地闪现着一些武曌的余光魅影，也都不同程度地折射出对最高权力的野心和渴望。
除了一线的这些政治女性，中宗一朝的政坛上还活跃着一群极度热衷权势的女人，她们是长宁公主（安乐公主的姐姐），郕国夫人（韦后的妹妹），沛国夫人郑氏（上官婉儿的母亲），内宫女官柴氏、贺娄氏，女巫第五英儿，陇西夫人赵氏等等。
景龙年间，以安乐公主、上官婉儿为首的这群女人恃宠弄权，卖官鬻爵，俨然组成了第二个帝国政府，与大唐吏部同时行使职权，有时甚至凌驾于三省六部之上。一时间，无论你是杀猪的屠夫，卖货的小贩，还是卑贱的奴仆，只要能凑够三十万钱孝敬这些神通广大的女人，马上就有一张写着你名字的任命状递进中书省，时人称之为“斜封官”（双关语：一指任命状的封口是斜的，一指由特殊渠道任命）。
从此，形形色色的另类乌纱开始在大唐官场漫天飘飞。诸如“员外官”“同正官”“试官”“摄官”“检校官”“判官”“知官”等各式花样纷纷出炉，任君选购，不仅琳琅满目，品种齐全，而且明码标价，童叟无欺。
由于“斜封官”的销售形势太过火爆，花钱买官等待任命的人太多，大唐吏部不得不在长安和洛阳各设两个吏部侍郎，一年遴选四次。可即便如此，每年排队等待任命的人还是有数万之多。后来，安乐公主等人干脆绕开中书省和门下省，直接把任命状下达各部司。两省的主管官员也不敢过问，只能任由这些乌七八糟的斜封官直接到各级衙门走马上任。
景龙年间，由于后党正处于权力的上升期，气焰极为嚣张，所以太平公主不得不暂时收敛锋芒，尽量不与后党正面抗衡。职是之故，一直把太平公主视为潜在对手的安乐公主便越发得意忘形，有恃无恐，其影响力一度超越了太平公主，俨然成为新一代政治女性的代表。
在中宗李显的宠爱和纵容下，安乐公主几乎成了一个无冕宰相，朝中宰相以下的各级官员，超过半数以上出自她的引荐。除了大力培植党羽，左右朝政之外，安乐公主还极力在世人面前炫耀自己的富贵。其具体表现形式，是与姐姐长宁公主斗富。斗富的主要手段，是大兴土木，修建豪宅。在她们的竞赛活动中，一座比一座更堂皇的府第，一处比一处更富丽的别墅，争先恐后地拔地而起，傲然屹立在瞠目结舌的世人面前。当时的人们都说，两位公主的豪宅虽然规模不比皇宫大，但是其奢华和精巧的程度，却比皇宫有过之而无不及！
除了进行豪宅大赛，安乐公主和长宁公主还有一项别出心裁的竞技活动，那就是——光天化日之下在大街上抢人。
准确地说，是两位公主竞相放纵自己的家奴，把人抢回来当奴婢和仆役。
看谁抢的人数多，质量好，看谁抢的模样俊，块头大！
有一个叫袁从之的侍御史实在看不过眼，就秉公执法，将公主那些为虎作伥的家奴逮捕治罪。两个公主立刻向父皇告状。中宗李显赶紧下达手谕，命袁从之放人。袁从之上疏说：“陛下放纵公主的家奴掳掠良家子女，如何治理天下？”
可是在中宗李显看来，能让两个宝贝女儿快乐才是最重要的，几个百姓的子女又算得了什么？真是小题大做！
最后，李显还是坚持让袁从之释放了公主的家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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